徐德贤(左)和孙泰祥(右)接受采访
一块石头的消失
2017年8月16日，我们来到沈北新区黄家街道安家社区(原名安家村、安家窝棚)，寻找一位抗日义勇军英雄——马庆福的往事。他曾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的一位团长，在1932年1月11日同日军作战时牺牲于此。
对于发生在1932年的那场战斗，安家村村民代代流传下来的故事是：“胡子”曾和日军打起来了。没有人知道马庆福，只知道那时匪患猖獗。在安家村，较早知道真相的是老村支书徐德贤，不过已是在事发50多年后。
1980年代，他在接待区里来做文史调查的人时才知道，原来那场战斗是义勇军和日军的一次作战，其中一个死的人叫马庆福。徐德贤小时候的记忆也逐渐清晰起来。1953年他8岁的时候，村里的一块日本纪念碑被拆除了，用作小桥桥面。由于碑面平整，石碑被放在桥最中间的位置。他还常坐在那块石头上，把脚伸进河里洗脚。石头上刻有“昭和”字样。
记者从沈北文史资料汇编中查到，纪念碑是日军为战死士兵立的，正面刻着“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三中队奋战之地”，背面刻着“昭和七年一月十一日于屯地战死人”，里面刻着人名有“步兵伍长吉田三郎、步兵伍长千叶重八郎、上等兵铃木养作”。这块纪念碑和日军为“九一八”之夜侵犯北大营战死士兵新国六三与增子正男立的纪念碑具有一样的意义：证明了无处不在的中国抗争。马庆福曾率领30余名义勇军战士同日军作战，就在安家村。遗憾的是，这样一件重要文物没有被保存下来。徐德贤说，1960年代小桥拆了，这块石头被用来做电井边石，后来电井荒废了，这块石头也不见踪迹了……
安家窝棚：
马庆福在此阵亡
马庆福是沈北新区清水台镇依路村人，其祖父与父亲都曾在财主家当护院炮手，其本人是赶大车的把式。九一八事变后，他看不惯很多财主趁机组织“大团”鱼肉百姓，拉起了一支队伍，专门打“大团”，后加入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任团长。1932年1月11日，他带着一路人马在安家窝棚和日军展开战斗。2017年8月16日，我们来到了安家窝棚(今沈北新区黄家街道安家社区)。
安家窝棚的传说：马庆福血战安家大院
我们在安家社区居民委员会见到了老村支书徐德贤。他今年72岁，其女婿的父亲曾在安老财家做饭，对当年打仗的事知道一些。后来，徐德贤又曾陪同文史部门做过调查，所以知道了更多的细节。
徐德贤说：“当年有一队‘胡子’来到安家窝棚，听说是要和辽河北来的一伙人会合，准备打新城子(今沈北新区)。这伙人进村直接找到‘大团’团长。团长说，老财主已经搬到新城堡。他们就让人送信给老安家，让他把枪送来。团长满口答应，还张罗杀猪。安老财得到消息，立即告知新城子日本衙门的密探。结果，虎石台日本独立守备队派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出动，携迫击炮一门、机枪三挺，乘火车到新城子站下车，又从一家商号要两辆大车拉着子弹，直扑安家窝棚。”
“当日军守备队到安家窝棚附近时，马庆福得知消息立即部署，率30多名义勇军战士，以大院的四个炮台为依托，凭借简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马庆福枪法好，日军刚一出现，他就打死一个领头的。日军久攻不下，用小炮轰。马庆福头被弹片擦伤，血流不止。他匆匆包扎后再上战场。日本守备队虽人数众多，武器精良，但打了两三个小时，始终无法接近炮台。最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猛轰炮台，带去的60发炮弹只剩两发，炮楼的上盖被炸飞，马庆福不幸在硝烟弹火中牺牲，时年38岁。其他人也相继牺牲，无一降者。”
关于参加战役的义勇军人数，相关史料记载是40余人，而受当时日伪当局控制的《盛京时报》显得很夸张，说是300人。与马庆福妻子马赵氏和一些老人的口述资料进行印证，报道组认为还是“30多人”更为接近事实。义勇军战士是否在这场战役中全部阵亡？关于这一点，1987年5月20日，新城子区党史办在黄家乡王家村委会召开抗日救国军在安家窝棚遇难一事座谈会，参加者有知情人71岁的徐会、73岁的安广善、69岁的王广福和67岁的吴试。据他们回忆：“战斗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子弹打光了。这时，马庆福手下人开始慌乱了，纷纷从北角门撤退，结果日本人用机枪扫射，多数人牺牲(有人说是21人)，日本兵死3人。李魁元腿受伤，跑到十里堡，自己躺在空房子里，用麻绳把乱肉刮掉，被何富村的卜庆玉发现了，到小洋河送的信。他哥哥把他接回去，送到市内治好的。大洋河的张XX(后街)参加了这次战斗，后跑回家。”可见，战役是有义勇军幸存者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场战役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相关史料记载是1932年1月初，老人们回忆说是1933年正月十五以后。从日军为战役死亡士兵立下的石碑看，“1932年1月初”是靠谱的。日军立碑写的是昭和七年，即1932年。《盛京时报》1932年1月13日对此有报道：“11日午后2时30分许，日本守备队两连在新城子北方约五基罗米突(编者注：基罗米突是kilometer的音译，即千米)之安家窝棚，马匪团三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后，击退匪团，日军损伤，战死两人，重伤一人，轻伤五人，匪方损失颇具云。”可以确定，战役时间和马庆富牺牲时间是1932年1月11日。那时第九路军刚刚成立，马庆福去安家窝棚与辽河北来的一支抗日义勇军力量会合，是为了集中力量袭击日军。
报道组来到安家大院原址。据徐德贤描述，当年的安家大院占地足有足球场大。但现在只有一字排开的六间民房，民房周边是庄稼地，历史的遗迹已然全无。徐德贤解释说，因日军伤亡很大，报信的安家非但未能获功，反被迁怒，被日军烧了新建的瓦房50余间。现在的房子都是村民后盖的。
妻子马赵氏口述：一段辛酸的义勇军抗日史
在沈阳市档案馆，报道组发现了对马庆福妻子和弟弟的访问档案件。
1987年9月25日，新城子区党史办访问了马庆福妻子马赵氏，当时她已91岁。阅读档案，记者有些心酸。马赵氏管马庆福叫“死人”，而不是叫“老伴”“爱人”之类的称呼。她对自己的丈夫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我们已经不能知道了，但这个称呼却让人感慨不已。
提起老头的事，那已经过去60来年了。当时我们家住在依路河南，有老太爷，两个丫头，大的心眼不全，有点傻，有病没钱治，以后就死了。二的出门嫁给依路河北老朱家，今年58岁了。我儿子叫马清连，今年56岁，是梦生(编者注：民间尤其是农村对遗腹子的一种说法)，没见过爸爸，是爸爸出事后两个月养活的。
那年月，兵荒马乱，有钱的人家雇炮手。老太爷为全家几口人活着混口饭，就给本村地主老高家当炮手。过日本兵，有钱的人家都害怕。有一天，老太爷有病没去，人家硬要我老头子替工。他不服，下晚回家和我说：“有钱人拿穷人不当人。”心里不愿意，气得不行。这年帽山西边落山子开个小煤窑，有20多个背煤的。有一天，他说要上落山子。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是闲事儿。打这之后，天天下晚出去，很晚回来。一天，他带我和二丫头上站(新台子)去下饭馆，买了6个包子。他没吃，又买了5斤驴肉，正赶上依路老高家赶着驴车要回家，他要我和孩子跟回来。当天下晚，背煤的工人和张二、李世才在村西边等着他，晚九点人才齐，一起研究事。以后，他又把20多个背煤的带到邱家沟，第二天住到于深沟老陈家。他和李世才不知从哪回来了。我说你看帽山上有人吧。我又告诉李世才，你拿镰刀装割柴禾的，看看去。老李回来告诉我做点饭，于跃周、梁风举、陈油匠和一个姓刘的都在于深沟吃的饭。他心不死，又要去道树子，找个外号叫“黑手”的一起干。当时，村里老段家有两支枪，刘东岗也有枪，俺老头子从后腰堡花三石豆子买支匣枪。河北有个姓郑的，(叫)郑子莹，和死人(指马庆福)是对头。有一回，他带一帮人到我家说要抓活的。死人说：“别看你有一伙人，我看你们怎么抓。”郑子莹没敢试就走了。打这之后，我们在堡子里呆不下去了，又到大洋河。
老吕家有个人，他说他有枪，还能起执照。还说他是有病，从什么地方回来的。(我们)在大洋河只呆了五六天，人家不敢留。回家，刘东岗也告诉村里的人不准留我们。往哪奔？只好上蒿甸子我姑姑家，人家也害怕。无奈，又抱着孩子回到大洋河，住到老吕家的碾坊里。以后，他又把我们送到金家沟，告诉我们等两天他就回来。到两天头他回来时，依路“大团”已经把金家沟给围上了，打死依路有个叫陈胜的。阴历腊月初三下晚，他从金家沟又跑到安家窝棚住到老安家。他们给杀猪做些好吃的，老安家有个人会“推八门”，告诉他有大灾大难，如果天要下雪还能躲过去。初四这天，说上来了。他在西炮台和日本人打仗，人家小鬼子把机枪支上了，村子南边还有炮。打死7个日本人(编者注：应为3人)，子弹没了，我的瞎太爷、小黑子、刘文普，还有个小伙，和他都被打死了。
感谢当年新城子区党史办抢救性的工作留下了如此珍贵的口述资料。马赵氏朴实的口述，让我们知道了这一段辛酸的抗战往事。一种敬意也在我们心底扎根了，往事并不如烟。如今离马赵氏讲述时又有30年了，但这样的故事依然激荡着我们的心灵。
同时，从马赵氏的口述中，报道组可得知战役发生时间为1932年“腊月初四”，经查，这个“腊月初四”正是1932年1月11日。这进一步印证了之前的判断：安家大院之战就发生在1932年1月11日。
弟弟马庆祐回忆：一份沉甸甸的家族荣耀
1987年12月10日，新城子区党史办还访问了马庆福的弟弟马庆祐，当时老人已77岁。“记得是1986年的一天，我在《沈阳日报》上看到我大哥被追认为烈士，我既激动又悲伤，不知不觉地眼泪流下来。”
马庆祐曾在马庆福队伍里负责传口信，据马庆祐回忆：
当时我大哥三十八、九岁，队伍组建初期没有枪支，我大哥卖了家产从前腰堡老顾家买了支枪。当时依路有一家大财主枪支很多，但大院把守得很严，他就和一些炮手打好招呼(炮手都是依路村的穷人)。一天晚上，按他们事先研究好的方案偷袭，他们得了不少枪支弹药。后来又听说拥屯村财主于家有一支捷克式枪，他去借，于家不借。一天晚上，他们就在于家周围鸣枪，吓唬于家。结果，于家害怕了，同意“借”给他们了事。用同样的办法，他们还在前腰堡姓张的财主家“借”来两支枪，队伍基本解决了武器装备。
我大哥说过，成立队伍就是要反抗日本侵略，杀富济贫，不当亡国奴。我的叔伯哥哥马庆山、马庆瑞、马庆贞也都参加了这支队伍。我大哥的抗日队伍成立后，依路的大财主刘东刚担心我大哥的活动让他受连累，就找些人出面劝说我大哥解散这支队伍。他对我大哥说：“马庆福你们不要搞，把枪交回，我给你钱，你们可以到北大荒安家。”大哥说：“我们不是为了钱，等把日本侵略者打垮了再说吧。”由于依路的财主痛恨我大哥，他们就把我大哥告发给驻新台子的日本鬼子。时隔几日，驻新台子的日本兵就来我家搜查，因我大哥他们早有准备，都已躲避。日本鬼子就把我父亲押到新台子镇，并说不交出马庆福，你就别想回家。因我大哥未被抓去，依路的财主们怕我大哥报复，后来便将我父亲用钱赎回。
唐三家子石多钧(曾经在虎石台镇医院任正骨大夫)家也是马庆福活动的据点。党史部门派人走访他时，他说：“我曾听马庆福说，他扒过乱石山铁道，使军用火车脱轨，日军死80多人。日本人强迫数十中国人到现场收尸。马庆福还夺过日本巡捕的枪。那时铁路线上禁止行人通过。一天，马庆福手拿镰刀，化妆成农民，在新城子站外雇个抽‘白面’的给河野送信。河野来看，马庆福从暗处窜出来抱住河野，缴下手枪就跑了。”报道组本来想到虎石台火车站寻旧址，但被告知旧址已经拆了。
对马家人来说，马庆福既是家族的荣耀，也是一种痛。马家人为抗日而付出牺牲值得尊敬。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
周贤忠、伏桂明、王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