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先生是一个个性非常突出的人，才华横溢、自负、自傲、耿直不阿而又外冷内热，极富古道热肠。据说，晚年的高二适非常困窘，经常是欲书而乏好纸，有人以好纸求字则纵笔狂书，纸已尽而书意未尽，往往径直写去，以至于最后只好写到书桌上。又比如，上世纪70年代江苏国画院曾搞过一次书画义卖，无论名头大小作品都是一个价钱，比如五毛钱，可老先生一定要高出别人——一块钱。理由是，我老高写得比别人好。最后，院方折中了一下，大家都标一块钱吧。再有，文革时期，在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高二适任职单位）发表演讲抨击时政，说到兴时往往引经据典，弄得大家没有一个人能听懂老先生到底说的是什么，只好信之由之、不了了之。还有1971年，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发行后，寄赠二适先生一套，没想到被他一一摘出其中的错误，汇成《纠章二百则》一册。等等奇闻逸事皆可出高二适不同于流俗的个性、脾气。
从个人气质上讲，高二适是那种心气很高、书生气比较足、容易较真且绝对不会逢迎的人。这种人从事艺术事业不袭前人、不屑流俗也是意中之事。一般人大多注重高二适对于章草的研究以及其作品中的章草成分，甚至有人说，高二适的主要师法对象是明人宋克。其实，这种说法不但是片面的，而且也太小看了高二适的艺术抱负。金陵四家中，萧、胡二位基本上跟着老师路径走的，有所继承、也有所深入，但皆谈不上什么大的艺术野心。而林、高二位则有非常明确的个人奋斗目标，并以此目标激励一生。林散之的理想是和古人一比高低，和祝枝山、董其昌、王铎等明人比大草；高二适的理想则远在诸人之上，甚至是林老也未曾梦见的——就是从章草这种最早的草书体入手，下贯今草、狂草，以章草的古意化被今草、狂草，并熔之于一炉，创造出一种新的“高体”草书来。高二适说：“章草为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若草法由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写草书必须从章草入手，不从章草入手必成俗品等等观点，好像不符合书法史的事实，很多人未必苟同。但在高二适处却是非常认真的，即由章草入，可以穷本逐源，洞悉草书的来龙去脉，然后才谈得上顺流而下，兼收百家以至纵横开阖（别忘了，高二适首先是位学人，然后才是书家）。他平生常用《草圣平生》一印，其真意应当是以迈越古今的草书至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用以自我激励。很多人误解为以草圣自许，这不免把高二适看得太浅薄了。
有这样的愿望，高二适就必须为他的草书筑立起足以支撑其目标的庞大的根基。为此，高二适做了很多工作。章草方面的学问研究、临帖工夫是不必说了，大王一系，如大王的草书手札、李世民的《屏风帖》、《温泉铭》，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都是他下过苦功研修的对象，狂草一系如张旭的《古诗四帖》恐怕很难找到比他临得更好的书家了，这些都说明高二适对自己书法的期许已经转化为很大的动力，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下过一番苦功。但草书视野的宏大同时需要更为庞大的其他书体支援，林散之为了写大草，在汉碑、北碑中真抓实干了几十年，才得以后来的厚积薄发；高二适要化通三大草书系统，所要求的其他书体的底蕴支援也应当规模更为庞大。高二适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汉代隶书、晋隋楷书等方面也的确下过一番苦功，诸如汉《杨淮表纪》、《西狭颂》，隋《龙藏寺碑》等都是他常作的功课。其随随便便的隶楷题签往往沉静渊雅、生动可爱，这方面根底肯定是不弱的。但应当注意的是，高二适对于章草、隶楷的进入角度并不是碑学式或碑帖兼容一路的，而是偏于传统帖学一脉。也就是说，其章草、隶楷的取径接近于赵孟处延续下来的传统而非清代碑学的传统。 尽管高二适的自我期许古今无二，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结果并非完全如意。其成熟期的草书作品固然蕴涵了狂草的草情，今草的流转与章草的峭拔、锐利，不今不古、风流独步，不愧大家风范。但求其娴熟、齐备，将三大草系糅合为一、达到融而化之之境则未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理想本身过于高迈了——高迈得甚至有些神话色彩。在具体操作时需要将章草、小草、狂草这三种原本自成体系的草书系统以章草的古意彻底打通，单就草法（字法）这一关口就足以耗费漫长的时日，除此之外，在笔法方面需要贯通两千年的草书历史，在三者之间比较、选择，找到三者之间奇妙的结合点等等。实际上，这项工作需要在精熟碑帖两畛域的同时，超越碑帖的各自缺陷，融通会合、裁剪为一才能有所可能。这些都是书法史上从未有先例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极高、极难的标尺。在具体书家身上其可行性如何首先是个问题，即使可行，它所需要的时间的磨炼也要比追求单一书体（比如大草）要求的更长，高二适的寿数（74岁）不够长也是一个原因。主观上讲，高二适属于那种才华横溢——以才气主导创作的书家，其基础性的铺垫工作远不如那些积学磨炼、皓首穷经类型的书家（如沙孟海）那么广大、深厚，而高二适将三大草系融通为一、浑化无迹的书法理想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本质体现在作为才气型书家与学者型书家的高二适某种身份上的分裂。
作为才气型书家的高二适下笔往往是风樯阵马，纵横奔突；而作为学者型书家的高二适在思考自己书法定位时又要求作品中能够浓缩过多的东西，从而造成创作状态与创作理想之间的严重抵牾。往深处推敲，其根源在于，学问与艺术原本就是两回事，处理得好，二者可以相辅相成；处理得不好，二者之间的冲突还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当你把书法当作一种学问的时候，这种学问化的书法未必一定能够与作为艺术的书法合二为一，二者一旦出现错位，麻烦就来了。以学问养书法这条路，沙孟海的收益最大，高二适当然也有收益，但失去的可能也不少。此皆每个人天资、才情之所然，非后天的努力能及。另外，就具体实施办法而言，高二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悖论。比如他一直迷恋侧管、拇指后抵、其他指头前撮的执笔法，并自信为王羲之的执笔法。作为研究成果，它与沙孟海通过《女史箴图》论证晋人应当是侧管执笔有相通之处，虽然无法确证王羲之是否如此执笔，至少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但这种正确的研究成果与他的艺术追求却未必相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自设的难题。章草的古意，其本源应当在比王羲之更古的篆隶上，既然要以章草的精神提领今草、狂草并使三者熔于一炉，就应当首先寻找到符合古书体的执笔方法，或者寻找同时适于这三种草书体的执笔法，使章草之古厚、今草之灵巧、狂草之恣肆能够奇妙地配搭在一起，又何必斤斤于右军的执笔法呢?何况，这种执笔法是不是右军的也无法确证。事实上，这种执笔法的确给高二适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最明显的弊端是它利于写小字拙于写大字。
用笔灵巧有余而厚重不足，厚重不足则无法负载起草书飞动、奔突的草情，以致于满纸狼藉，失笔、败笔比比皆是，这些弊端都是与高二适的理想不相吻合的。高二适钟情于章草但仅就章草而言，其境界大抵只停留在元人的表现水平上，无法上追得更为高古，就与这种执笔有关系。当年，高二适曾为此执笔法与挚友林散之发生过一次争执，林老对于自己执笔法的解释是必须既利于写小字也方便写大字（南京董欣宾甚至认为林散之书法的成功保证就在执笔），而高先生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它是王羲之执笔法。老先生的执拗脾气太厉害了，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同样决定艺术——自负是把双刃剑。 高二适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其原因是多重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书法的实际成就，同样，这也并不妨碍作为一代大家的高二适形象在书法史上的确立。“坎坎大树，矫矫不群”（林散之对高的评价），在近现代书法史上能像高二适一般具备如此之才情，具备如此之眼光，并自觉地在书法史上寻找自我坐标的书家是不多的。其他诸如对《古诗四帖》、《屏风帖》、《神仙起居法》、《西狭颂》等碑帖的临摹，至今仍难见有出其右者，这本身也是一个纪录。至于高二适啸傲一世的个性、高视阔步的人生态度、恣肆奇诡的诗文无疑更应该是20世纪书法史中弥足珍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