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也要转移，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养父母迫于生活艰难，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党组织用几百块大洋把我赎回来。所以，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说的两句话："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1939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允斌送到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父亲率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我才随父亲回到了祖国。
父亲总是嘱咐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时我对祖国的了解，还不如国内成长的中小学生。爸爸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让我一边教学生俄语，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爸爸对我要求很严，每当星期天回家时，爸爸都要关心地问我教学和学习的情况，还让光美妈妈给我一些书看。当时给我指定的必读书籍中，多数是毛主席的著作。爸爸说："文字上可能念不下来，但是都应该看的，就拿它当课本吧。"还强调要我做笔记，写出读书心得，并告诉我："你觉得写得好的送给我看看。"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在父亲的督促和关怀下，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理论书籍，中文学习进步得也比较快。学校的老师都说我提高得很快，同时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