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在民国时期命运坎坷，自从在新中国诞生的中医学院成立之后，中医学获得新生，各大中医院校毕业的中医学专业的中医生进入了临床实践，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两种中医人员，一种是经过院校培养的中医称为学院派中医，另一种是有家传的或者自学成才的社会上合法行医的中医称为民间中医。笔者是个特殊的混合体，出生在五代中医传承世家（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邱式医药”），高考后接受了中医院校的正规教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工作，现博士在读），对两种身份的来回转换，我认为自己有点资格来谈谈我的感受。
19世纪以来，随着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接触、交流，基于现代科学的西医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发了中西医之间强烈的碰撞和冲突。鸦片战争后，在不断的战争失败的残酷现实面前，国内对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对世界先进科技及文化带来的坚船利炮的震撼和崇尚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医在近代经历过三次大的坎坷：
第一次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完全把中医药排除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史称“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第二次
1913年，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更是公开表示：“余决议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随后，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教育部也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
第三次
1929年2月23日，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在三天的会议期间，通过了由西医余岩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向无联络的中医界达成空前的团结。3月8日，领风气之先的上海40多个团体一起聚会，宣布成立“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倡议3月17日召开中医全国代表大会，共商抗争之计。是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代表云集上海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三项决议：定3月17日为国医节；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赴南京请愿团。3月19日大会闭幕当晚，由医界名流谢利恒、蔡文芳、陈存仁，药界代表随翰英、张梅庵组成的五人请愿团（另张赞臣、岑志良为随团秘书）连夜搭乘沪宁路火车进南京请愿。在南京期间，请愿团分别向行政院、卫生部、工商部呈文请愿，并得到焦易堂、陈果夫、张静江、孔祥熙、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国民党要人的分别接见。最后，蒋介石也接见了请愿代表，并作出了令代表们放心的表态。不日，蒋介石下达批谕：兹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备案。又准全国医药业联合总会所请，由国民政府宣布，以3月17日为“国医节”。至此，“废止中医”论争似乎以中医的全面胜利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标签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医是没有学院派的，都是自由执业，都是民间中医，我的奶奶是亲历者，经历过要丢掉饭碗，被人不齿的现实境遇，在那样的时代也有过想放弃子孙后代继续干中医的念头，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提出“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的指示，中医才再次焕发生机。
由于我出生的家庭环境，从小接受的是纯正的中医师带徒传承氏的中医教育，耳濡目染，对民间中医有着独特的情感，也许大家猜不到，我高考填报志愿时，我的父亲是不同意我填报中医药大学的，我的父亲是我的奶奶手把手带出来的中医师，学到的都是安身立命的真本事，也许是受到我奶奶当时的思想还是认为中医以后发展比较困难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不太放心现代中医的院校教育，而家里这些传承来养家糊口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还不如学纯正的西医，这样走个人化的中西医结合的路子。当时的自己入世未深，但怀着对中医的坚定情感，我和我的母亲不同意父亲的想法，硬是坚持报了北京中医药中医临床本硕连读专业，后来顺利录取了。
来到学校学习后，发现我父亲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目前中医院校的教育，并不能完全原汁原味的还原传统中医学所要传达的理念，反而用过多的西方医学思想理念排版、编译、肢解古代中医著作后，将疾病按照西医的归类统编排版教学，这样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一个传统中医看待疾病的着眼点，将一些疾病的发生、发展、结局的动态演变过程，简单而笼统的归类为一类死板而固化的症状群、舌脉象等四诊因素，对于这样的教育我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是师带徒的情境导入氏教学，每天都在观察病人的不断变化，不同病人的不同特质，在老师的指导下认识这些，才能循序渐进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临床获得疗效后也才能更加坚定的学习下去。对比目前大学课堂上照本宣科的死板说教，一个证型一个方证的固化对应，这样似乎很好用现代逻辑去理解的教育，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却是捉襟见肘的，没有了好的疗效，丧失了中医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所以毕业后，我的同班同学大多在中医院从事着西医工作，治病救人也是西医的书上写的拿来就用，严谨而可靠，中医书上的东西看的似懂非懂，用起来十有八九也是没有用的。而另一方面，中医院的各种二级学科的分科更是将中医的整体思维、天人相应的观念肢解的支离破碎，从古至今，未曾听说过哪位中医临床大家出的医案医集中只有呼吸系统疾病，或者只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只会治某一种疾病的，所有的名医大家无一例外的都是全科医生，对于可笑的分科设置，我是很不适应的，这也是我跟医院的设置有些格格不入的最真实的原因，一个中医看病如果目无全牛，只盯着某个系统的问题去研究、看待，最后只能是个匠人，不可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没有了整体的思维也不可能在某一系统的领域内获得突破，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标签有的人鄙视民间中医，说他们没有学历，就会点手艺活，偏方、秘方，赖以为生；也有的人不齿学院派中医，没有疗效，就会空谈理论。我想这两方面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中医的和的思想就是看待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学院派中医要学习民间中医独特的方法、技术，在某一些疾病的治疗上，民间中医确实学有所长，招招见效，擅长于术的层面，但不能停留在能有效就行的层面，要举一反三，不能不求甚解；而学院派中医则坚持无论有效或者无效，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会有效，为什么没有效果，要有做学问的态度，要求甚解，要有向道的层面升华的思维，这样的态度是民间中医要学习的。民间中医往往有治某一疾病的妙招，是安身立命的本钱，我们应该虚心求教，为了中医事业的延续，挖掘宝贵遗产，从而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普渡众生，用学院派的思维将其理论化，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让更多的中医人受益，从而使我们的个例的疗效通过归类等方法归纳总结使之能够重复。
1949年全国有中医人员27.6万人，到2015年末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为45.2万人，而反观全国西医人员在1949年仅有8.7万人，到2015年末全国西医类别执业医师数达到303.9万人，对比之下的差距太明显了，咱们中医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当前正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医发展最佳的机遇期内，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所有的中医人应该牢记的使命，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期，恐怕追悔莫及！让中医同道们摒弃门户之见，鼎力前行，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邱岳医师出诊信息
变更通知
2017-10-29日起，邱岳医师出诊信息变更如下：
出诊时间：周一、周四、周五 全天
（上午8点—下午16点）
出诊地点：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五棵松门诊部 （医保报销单位）
出诊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39-1号
出诊时间：周二、周三 下午
（下午1点半开始）
出诊地点：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综合门诊 （挂号时请直接挂邱岳医生门诊即可）
出诊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街51号
原治未病科门诊不再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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