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每年拟定的《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教务处负责），其中涉及毕业生培养结果的相关内容，教务处每年都会利用人才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中的内容，印证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具体情况以及与“211”院校的对比情况。
推进教育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创新、先试先行，探索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思路与举措，是“两校一市”综合教育改革承担的重大使命和任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以下简称“上经贸大”）作为上海地方一所有特色的大学，以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思维的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人才为目标，始终把改革作为学校发展的强大动力。
那么，毕业生就业调研在上经贸大的综合改革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上经贸大如何利用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数据，进一步推动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校在综合改革过程中需注意哪些重点难点问题？围绕以上问题，《麦可思研究》（以下简称《麦》）对话上经贸大规划处处长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宋彩萍，请她分享该校的经验和观点。
《麦》：“组织开展学校人才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评估工作”被列为上经贸大规划处的部门工作职责之一。您认为做好毕业生调研对学校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宋彩萍：关于我校毕业生调研工作，还要从2012年学校准备更名为“大学”时谈起。当时我被抽调到学校更名大学办公室做相关资料的准备工作，其中涉及一个问题，虽然学校培养的本科人才非常受社会欢迎，社会声誉高，但是不确定具体好在哪里，且没有外部机构的证明。
注
2013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上经贸大由原来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更名为现在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因此，我们在准备更名大学论证报告时向校领导提议，学校毕业生培养质量不能自说自话，需要有外部第三方机构的证明，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指标和标准来印证。在得到领导同意与支持后，通过外部第三方的毕业生就业调研数据，证明了学校应用型、国际化人才的高质量培养，为更名大学发挥了重要的印证作用。当时与上经贸大一起提出更名的还有其他三所各有竞争优势的高校，最终只有我校通过了更名，其中本科人才培养很好支撑了我校的更名工作。
标签一开始，我校主要利用这些数据去摸清各学院的人才培养结果的状况，并将部分数据用于更名论证报告中。直到这项工作开展的第三年，我校才借助积累数据，去比较、反思一些院系的人才培养的整体情况。比如，某些学院的某些指标已连续三年持续处于不理想状况，说明相关工作确实必须反思改善了。不夸张地说，这项工作从客观上对我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我校每年拟定的《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教务处负责），其中涉及毕业生培养结果的相关内容，教务处每年都会利用人才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中的内容，印证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具体情况以及与“211”院校的对比情况，利用客观数据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声誉。
数据链接
麦可思数据显示，上经贸大2012~2015届毕业生月收入水平（分别为5393元、5453元、5726元、6448元）呈现上升趋势，且连续四届与全国“211”本科平均水平（分别为4119元、4123元、4394元、4718元）相比均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毕业生薪资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
上经贸大应届毕业生月收入变化趋势图
注：上经贸大2012~2014届、全国“211”本科2012~2015届均为毕业半年后数据；上经贸大2015届为毕业一年后数据。
数据来源：《麦可思-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
除了以上几点，我校现在也面临一些困难。如现在上海市正在建设高水平大学，那么高水平大学必然要有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和鲜明特色，而应用型、国际化作为上经贸大本科人才培养的特色，如何保持、维系和发展呢？尤其是在当今变化莫测的时代，对于变量因素特别多的涉外商科大学，真的非常难，特别需要数据监测，就如同阴晴表的作用，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发挥监测和调控作用。
标签《麦》：对于人才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中的调研数据，您能否详细举例说明上经贸大具体是如何应用的？对上经贸大的人才培养模式工作，发挥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宋彩萍：以上经贸大的更名大学工作为例来举例说明。我校在更名时总结的人才培养特色是“应用型、国际化”，但如何证明呢？我们就是通过学校办学过程中积累的数据以及麦可思报告的比较数据来证明的，也得到了教育部专家的认可。
我校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证明人才培养特色的，并将其总结为“一好三强”。“好”指生源质量好，学校录取分数线在上海地方高校中一直比较靠前。“三强”：一是就业竞争力强，通过毕业生就业调研数据，学校毕业生连续多年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均高于全国“211”院校毕业生水平；二是专业应用能力强，除了外部毕业生就业调研数据的证明之外，还获得用人单位多年对毕业生业务精、懂实务的高评价；三是英语应用能力强，毕业生四、六级考试成绩明显高于全国本科院校的平均水平，并且目前我校是上海唯一一所要求本科毕业获得学位要与英语六级水平挂钩的高校。
我校作为一所涉外商科大学，刚刚也提到了学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变量因素太多。譬如以贸易行业为例，原来是单边贸易，后来变成双边贸易，现在是多边贸易。以前是两大超级大国，现在是政治多级化，文化多元化。这些变量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经贸类毕业生的培养。
那么毕业生培养中除了遵循一些恒定因素之外，学校还必须通过哪些变化因素，促使毕业生适应变化多端的市场需求，满足社会需求呢？对此上经贸大提出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其实很多高校都已经在采用该培养模式，但每所学校的具体内容都不一样，这也就使得不同高校的人才培养具有差异性。上经贸大现在提出把人才培养划分为通识培养阶段、大类培养阶段、专业培养阶段和多元培养阶段，通过配套开发通识课程模块、学科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和开放课程模块，培养研究型、应用型、复合交叉型、创新创业型人才。同时，我们也注意根据毕业就业调研中的原始基本数据，了解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效果。
标签除此之外，上经贸大还会依据校友对母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议，改善培养模式。譬如有校友指出学校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国际化特色非常明显，但是基础不够厚，口径不够宽，导致毕业生在职场中期阶段的职位晋升相比某些院校毕业生不够理想。
拥有好生源，还要为学生提供优质学习资源和环境，这是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加以注意并加以完善的。我们上经贸大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综合改革方案和“十三五”规划中均做了战略设计。
《麦》：高校综合改革工作中除了“人才培养模式”之外，您认为还有哪方面需特别注意，上经贸大又是如何推动改革的呢？
宋彩萍：上海市的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主要围绕六方面进行。其中刚刚谈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综合改革最核心的部分，除此之外我认为“内部治理结构”也需要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引起重视。
高校章程制定完成后，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和动力，还需通过机制体制改革来实现，这就涉及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做好毕业生就业调研也给了上经贸大很多启示。
比如说院系设置是否合适，是否尊崇学科和专业的发展规律来设置，这种设置是否有利于推进交叉和跨学科的发展，是否有机制体制的障碍。坦白说，我校现在面临的这方面问题同许多高校一样也比较突出，规划处最近也在思考、调研这些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方面工作甚至还涉及师资队伍的配置等。
如在毕业生就业调研中发现，各院系毕业生求学深造的比例，看似与教师没有直接关系，实则关系很密切。如果院系教师具有国外长期留学经历，有一定的国外人脉资源，那么这样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的毕业论文辅导过程中，可能会主动把这些资源分享、提供给学生，间接地提升了学生国外留学读研的比例。
标签这种相关性的深层分析，肯定对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有价值。数据之间是具有相关性的，所以我觉得推进综合改革，高校还需深入挖掘数据的价值，用实实在在的数据说话。
《麦》：作为上经贸大规划处处长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依据自身工作经验，您认为高校推进综合改革的重点难点是什么，需注意哪些问题？
宋彩萍：对于该问题，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各高校面临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配置不同，综合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点难点都是不一样的。但在同一地区，比如上海市的高校，特别是上海市地方高校面临的重点难点，还是具有一定共识性的，主要普遍面临以下六个方面的重点难点：内部治理结构如何完善，人事制度改革如何深化，创新型高水平学科建设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创新，教育国际化程度与水平如何提升，资源配置如何优化等。
第二，依据自身工作经验以及近两年上海市高校的大量实例证明，我认为高校综合改革真的是一项“一把手”工程。综合改革工作推进效果，依靠校领导的重视，特别是主要校领导的重视。实践证明，如果校领导真心俯身去抓这项工作，学校将会利用这样的契机带领学校发生大变化。
第三，学校是否真的形成了一种联动的协同推进机制，真正达成了共识。我认为综合改革是全校性的战略，而不是单个部门的战略。特别是对于上海市的各高校来说，综合改革方案出来之后，各高校除了按自身方案执行开展，每年还会通过典型优秀案例的形式向外部报送。如上经贸大第一次报送的案例就是推进综合改革的“协同机制”建立方面的内容，现在越来越感到这样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我感觉在当下这样一个协同的时代，遇到的问题基本都会涉及机制体制，需要彼此协同解决。
标签为此，上经贸大提出校校、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国际合作的“五协同机制”。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协同机制一定要真的成为一种机制体制，不是面子工程，不能提出之后就不管不问，需要学校通过人财物的配置，保障这一机制体制良好运行下去。
第四，综合改革的举措与做法是否符合学校现阶段的发展实际。比如，虽然上经贸大现在以对外经贸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作为学习的标杆院校，但我校和这两所标杆学习院校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这两所标杆学习院校现在的一些优秀举措和做法，我校能不能学，要不要学，学到哪个层面等等，这些均需谨慎决定。
《麦》：一些高校的教务、招就部门负责人表示，利用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形成教学、就业和招生的多方联动，目前还只是他们所在学校追求中的理想完美状态。您认为什么问题导致高校多部门难以联动？有何改进建议？
宋彩萍：归根结底还是机制体制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大力推进高校综合改革。我不清楚其他高校的具体情况，一些大学的招生和就业部门是分开的，一些大学是合二为一。当通过招生或就业数据发现一些教育教学改进的问题后，难以与教务处沟通并形成联动，这时缺乏的正是某种机制体制的设计。
譬如说相关工作如果与教务处长的工作绩效相挂钩，那么自然就更能促使教务处长主动地去与招就部门沟通。所以说出现这一情况，与学校机制体制改革有关系，综合改革真的非常重要，并且一定要提倡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即这些问题究竟因何出现，学校想要达成怎样的目标。
当然，除了招就部门和教务部门的沟通，一般情况下还涉及多元多方的沟通需要，如还需与校领导沟通，与其他行政处室及学院沟通等等，这里面也存在工作方式方法的讲究。
要化解这一情况，我认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实行管办评分离。现在上海市也在开展管办评分离工作，如果管理、办学和评价能真正分开，都是独立运作这些事情的话，并且这些工作完成后真正与绩效挂钩，这个问题肯定也就好解决了。其实这还是机制体制方面的问题。
不过现在对一些高校来说，因为学校各处室是活生生的个体，出于一些利益方面的考虑，太深入涉及机制体制方面的改革，可能暂时比较难推进。
但从专业化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建立了一套比较顺畅的管理机制体制，其实对大家都有益，能在轻松又高效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对每个大学人来说应该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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