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带女儿回农村老家，女儿与表姐妹玩躲猫猫时，无意中发现老家房子的阁楼里放着一面锣。女儿好奇地用木棒敲打了一下这面蒙了厚厚一层灰尘的锣，只听“咣”的一声，铜锣那清脆的声音穿过老房子，在山谷里回响起来。
我一听见锣响赶紧走上阁楼，笑道：“好久都没听过这锣的响声了，声音还是这么好！”女儿问：“爸爸，这锣是干嘛用的？”
我说：“这锣是喊人用的。”
“喊什么人？”
“这是以前我们村子里传递信息召集人用的。”
“传递信息，真老土，用手机不就行了吗？”
“那个时候连电话都没有，哪来的手机？”
女儿的话，让我想起了40年前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我们村二十几户人家散散落落地居住在这山旮旯里。当时我父亲是这个村的生产队长，只要父亲出山一趟回来，就会敲起这锣。乡亲们一听到这锣声，就会往我们家聚集。这时，父亲就会把从大队里带来的信件、通知什么的，分发给大家。那个时候，锣声就是我们山里人的希望，它只要一响，总会给我们这些生活在深山里的人带来一点什么。
记得那是1979年的一个晚上，寂静的山野里又响起了“咣咣咣”的锣声，而且很急。有些已经上床睡觉的乡亲一听到这锣声，一骨碌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往我们家赶。这时，我们家已是灯火通明，大家陆陆续续进门就问：“有什么好事，有什么好事？”父亲说：“好事好事，天大的好事，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晚敲锣。”原来，是山娃子考上了大学，通知早来了，被乡里的邮递员塞在大队部的门角落里，当天父亲去大队开会才知道。怕误了孩子报名的日期，故连夜敲起了锣。一听是我们这山旮旯里出了大学生，大家一个个喜出望外，就像自己家的儿子考上了一样高兴。
女儿听完后，愣了一会儿，接着问道：“那个时候对外联系怎么办呢？”
在那个年代，山里人对外沟通全靠写信，写了信还要跑到乡里的邮局去寄。短的十几天，稍一耽搁，这信就要走一个月才能寄到。当年，大哥参军入伍去了新疆，和家里的联系只能靠写信，有时我们几个月也收不到一封信。
遇有急事，发个电报，乡亲们也要跑去乡镇邮电所，电报的每个字都是要算钱的，包括标点符号。所以当时发电报都不打标点符号，有时电报译错了，笑话百出。
“那个时候电话也没有吗？”女儿迫不及待地问。
那个时候，只有少数单位才有电话，是那种手摇式的。如果打长途电话，还要通过长途台进行转接，哪有现在这么便捷。
80年代，大哥从部队退伍后，在县城开了一家小商店，为了方便和批发商联系，大哥在店里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那时候，由于初装费昂贵，安装电话的家庭屈指可数，村里还没有谁家装电话，所以，大哥与家里联系还是不方便。
90年代初，大哥给家里也装了一部固定电话。自从有了这部电话，家里就热闹了许多。村里哪家有个什么事，需要与亲戚朋友联系的，就会到我们家打电话。
再后来，大哥买了一部BB机。有了BB机，联络又方便了许多。有人呼叫，就找电话回过去，这就算是当时的即时通讯。
90年代，“大哥大”上市，当时省城首售“大哥大”有“三个离谱”：一是价格高得离谱，一部“大哥大”2万多元；二是手机通话费贵得离谱，每次通话至少几块钱；三是体型大得离谱，犹如砖头一般，而且当时的手机套也很特别，每个套子上面都有一个洞，便于长长的天线随时出没。不过当时的手机要的就是一个“大”字，那是“富贵”的象征，不然怎么叫“大哥大”呢！
进入21世纪，随着黑白屏数字手机的出现，手机变得更便于携带，价格也相对亲民，很快取代了“大哥大”，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
2001年，大哥的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虽然宿舍有公用电话，但为了儿子能随时和家人联系，大哥还是给孩子配了一部2000多元的手机。尽管只能接打电话发短信，但在当时已经是很方便的异地通话了。
时代在发展，通讯技术也在更新换代。现在，手机也经历了从黑白屏到彩屏、从功能机到智能手机、从1G到4G，现在5G正在测试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的电信事业发展加快，村村都通上了互联网络，大多数农村家庭都用上了电脑和互联网。每个人的手机也都实现智能化了，手机不仅可以用来打电话发短信，微信、QQ、支付宝、头条、抖音等各种手机APP非常丰富，逐渐变化成互联网+，基本上能完成人们生活中的好多事情，极大方便了大家的生活。打电话更是一件简单方便省钱的事，打开微信，一家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海阔天空地视频聊天，就好像近在咫尺一般。
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电话容量为359万门，用户214万，普及率不到百分之一。而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8亿人。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电报、电话、手机、互联网这些通信手段，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通信方式的变化，见证了我们美好生活的变化。抚今追昔，我更信心倍增，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跟党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阔步向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本文由网友饶建平提供 | 曹静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