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刘茂
千百年来，魏晋清谈之风向来是文人士林津津乐道的话题，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将其反复评说。今人或艳羡或批驳，观点莫衷一是，前者可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后者则恰恰相反，恨不能在古人面前疾呼一声“清谈误国”，这个词被提得多了，便几乎快要变成一个成语。可是自古国祚万千事，真的是因清谈所误吗？或者说，国之被误，真的应该归咎于清谈吗？
一：神州陆沉王夷甫
提起清谈误国，最常被人拿出来当做典型例子的，当属王衍。《世说新语·轻诋》记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北伐之时发出的这句感叹，直言王衍需要负神州陆沉的责任，正是因为在他看来，王衍作为当时庙堂之上乃至天下时望最高之人，崇尚清谈，不以国事为务。
王衍，字夷甫，出身于著名的高门大族琅琊王氏，为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堂弟，生得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详文雅。《晋书》记载，王衍幼年时曾去拜访山涛，山涛为其风姿所折服，感叹了许久，发出了“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的感慨，这句话前褒后贬，认可了王衍的卓绝的风神，却未曾想一语成谶，被后世引为清谈误国的佐证。
王衍步入仕途后，历任黄门侍郎、中领军、尚书令、尚书仆射等职，后升任司空和司徒，可谓位高权重，遗憾的是，他并不以国事为重，而是在万分凶险的天下大势和朝局中，将琅琊王氏左右逢源的家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极力保全自己，并为自己留足了后路，让弟弟王澄、族弟王敦分任荆州、青州刺史，自谓“狡兔三窟”，被天下人所耻笑。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东海王司马越去世，王衍奉司马越棺椁回东海，汉镇东大将军石勒从许昌出兵，于苦县宁平城，截杀晋国王公大臣，死难者十万，是为宁平之役。王衍被俘后，极力推脱自身责任，并力劝石勒称帝，为石勒所杀，史载其身死之前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虚浮，不至于此。”
古语云盖棺定论，王衍留下此等类似于临终遗言的自评，相当于是否定了自己崇尚虚无、专务清谈、不务国事的一生。如此，即便桓温的那句感慨直指清谈之风只是后人的猜测，那王衍的话，便可被后人视作清谈误国最为直接且有力的证据。
二：江左名相谢安石
王衍死后十年，东晋第一名相谢安出生。谢安，字安石，与王衍相似，自小也是生得俊秀异常。在他四岁的时候，桓温的父亲桓彝到家里做客，见到谢安后，称赞道：“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王东海何许人也，正是名噪天下的王承，为时人所仰慕，可见桓彝对谢安的评价之高。
不过谢安无意于功名，自少年时期开始，便醉心于书法、玄学、吟诗作赋，当然，还有清谈，自从隐居到会稽郡的东山之后，谢安除了教导谢家“封胡羯末”等芝兰玉树外，便是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频繁交游、谈玄。
毫无疑问，谢安是热爱并深谙清谈之道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畅谈《庄子·渔父》，彼时，谢安、支道林、许询等人到王蒙家聚会，王蒙拿起《庄子》，随手一翻就是《渔父》，大家便以此为题，分别开始畅谈感受，抒发情怀。支道林最先发言，谈了七百多言，此后在场的人先后表达看法，轮到谢安之时，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发不可收拾地谈了一万多言，且文采斐然，见解独到，技惊四座。
不过要说这清谈误国的观点，倒并非魏晋之后才出现，实际上两晋时期，就有不少人对清谈之风大不以为然，甚至持明确的反对态度。比较著名的，先是有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怒批：“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到了谢安生活的时期，又有王坦之写的《废庄论》以及他的好友王羲之劝他废除清谈的故事。
《晋书》记载：“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这是说两人同游冶城的时候，王羲之以禹和文王告诫谢安清谈误国，但谢安的回答却是：商鞅在秦行苛政，秦两世而亡，这难道也是清谈的缘故吗？作为好友，王羲之的告诫是出于好意，毕竟宁平之役血尤未干，可是谢安一句反问，却气得王羲之说不出话来。我们现在来看两人的对话，不得不说谢安的回复毫无逻辑可言，简直就是在胡搅蛮缠耍无赖。可他这么回答，明显是不想与挚友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王羲之再未开口，恐怕也是明白了谢安打定了主意不会把他的告诫当一回事。
正是这样一位个性偏执、我行我素、醉心清谈的谢安石，四十岁出东山投身仕途后，挽救了风雨飘摇的东晋王朝。离开桓温后，他步步为营，逐渐进入建康权力中枢，粉碎了桓温加九锡和禅代的妄想。桓温死后，他又出色地平衡了皇族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的关系，并实现了长江上下游的“荆扬相衡”，举荐谢玄，组建北府兵，打赢淮南之战和淝水之战，令苻坚一朝梦断。直到去世之前，他还主动交出手中权力，奏请司马道子和自己共录尚书事，最后甚至离开建康亲自北伐。可以说，没有谢安，东晋危矣。“安石不出，如天下苍生何？”此语诚不我欺。
东晋一朝，时人多以王导和谢安并列，共称风流宰相。但到了南齐的时候，王导的后代尚书仆射王俭却说：“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一人而已。”观其一生，可谓完满。
三：误国从来非清谈
行文至此，若还有人简单下结论曰“清谈误国”，恐怕有失偏颇。王衍和谢安，这两位位高权重、足以搅动天下大势的人，有着太多的相同点。他们都自小风神秀彻，令人心折；他们都雅好老庄，醉心于清谈；他们都名满天下，时望无人可及，为天下文人士林所景仰。但他们却有着最大的不同点：王衍身死名灭，为后世所诫；谢安力挽狂澜，堪为股肱之臣。
如果说，“清谈误国”是指身居高位之人因为爱好清谈，覆了天下，与他人无关。那么对比王衍和谢安，两人同样醉心清谈，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又怎么能说误国者为清谈呢？借用一句流行语：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这和今天的年轻人玩游戏乃至进行一切娱乐活动是同样的道理，所谓玩物丧志，并非指玩物一定丧志，而是说，沉迷于玩物才会丧志。王衍和谢安的不同就在于，谢安深知在其位需谋其政，但这丝毫不妨碍他雅好清谈，而王衍，自始至终，都没有履行好身为大臣的义务。
如果说，“清谈误国”是指有名望的人醉心清谈，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令朝堂乃至天下风气不正，导致亡国。那么同样对比王衍和谢安，两人在当时都是众望所归，天下文人士林唯其马首是瞻，怎未见落得同样的下场？首先，不管是历史上哪个朝代，都从未出现过朝堂之上尽是一类士人的情况，时望再高，权力再大，拥趸再多，反对者也不会缺席，具体到清谈方面，譬如王坦之等人之于谢安；其次，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才子词人、白衣卿相，哪一个不是人杰，没有反省和分辨能力，即便没有清谈，恐怕也会有别的东西来摧毁这脆弱得不堪一击的政权，也许我们批判的对象更应该是人才的选拔制度和官员的管理体制。
说到底，清谈只是一种魏晋时期文人雅士们探讨玄学的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并无丝毫可受诟病之处，且对中国古代哲学、玄学、文学、音乐的发展大有助益，只是因为有王衍等只知务虚不知务实的名士存在，终被打上了“误国”的烙印，可谓千古大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剑可杀人亦可救人，同样的，清谈无咎，误国者，人也！
接本文开头所述，就在桓温发表了神州陆沉的感慨之后，站在他身边的袁虎不假思索地答道：“运自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有人说他没有理解桓温是在痛批王衍崇尚虚无，但他所说的天下兴亡自有天命，岂是部分人的过错，却又不无道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千古兴亡多少事，远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也不是一种原因可以解释，只是三人成虎，在“清谈误国”被无数次提及之后，我们便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