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6日-10日，“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与文物保护高级研修班”在江西南昌白鹿会馆举行。研修班邀请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信立祥、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昌燧、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吴顺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荣、李存信、北京大学胡东波、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杨军、管理等国内顶尖的文物科技保护专家及海昏侯墓葬发掘项目负责人为学员分别授课。课程内容不仅涉及到海昏侯墓葬考古发掘过程、研究成果，还给学员们全面展示和传授了海昏侯墓葬发掘中各类材质文物的科技保护理念、方法和技术经验，以及国内科技考古前沿成果等。
我有幸作为学员之一，收获满满，也切实感受到文物科技保护与考古发掘全过程的紧密结合，对于最大化地获取考古资料信息和最大化地保护文物本体至关重要，尤其是大型的、遗存类型丰富的重要遗迹。
首先，文物科技保护理念的前期介入，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发掘预案规划的科学水准，也为之后文物科技保护团队的快速组建和全程跟踪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听海昏侯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杨军老师介绍，海昏侯墓葬的发掘从一开始就秉承“方案先行”的做法，即在开始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就确定了聚落考古方法和文物科技保护全程参与的思路和预案，并组织国内顶尖专家反复论证。这样的做法使得：一方面，在海昏侯主墓葬发掘前基本搞清楚“紫金城址”和墓葬群的位置关系，以及海昏侯墓葬陵园布局和地面建筑分布情况，使得主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能够“胸有成竹”地进行；另一方面，文物科技保护全程参与理念的引领下，海昏侯考古队很早就针对可能遇到的文物保存状态和材质组建起文物科技保护专门小组，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文物科技保护与考古发掘同步进行，也使得后来的文物保护用房和实验室考古能够及时跟进。所以，海昏侯文保案例告诉我们，文物科技保护理念在考古发掘前的有效介入并落地实施，能够使得我们得以保存更多的文物信息资料，为帮助确认墓主人身份地位和丧葬情况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不至于在遇到文物保护难题时手忙脚乱。
第二，文物科技保护团队结构完善，并全程参与到考古发掘全过程，尤其实验室考古的有效引入，使得最大化地保存文物本体和获取考古信息。
海昏侯墓葬考古发掘过程中科技力量的大量投入是它的一个鲜明特点。这几天的课程让我们了解到，海昏侯墓葬考古项目从勘探、发掘到研究，都尝试了目前国内最新的考古科技手段，如：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应用于考古钻探，三维测绘技术应用于墓园、墓葬的准确记录和建模复原，航拍和延时摄影技术完成考古发掘全过程记录，X光成像技术用于分析铅钡琉璃席的叠压分布情况，高光谱红外扫描帮助识别漆屏风图案，泥土分离剂、薄荷醇等材料的应用帮助快速有效地提取文物，以及对水井泥的浮选有助于研究复原海昏侯墓园的植物景观等等。尤其是，实验室考古方式的有效应用，使得墓葬内复杂的器物堆积，能够在一个恒温恒湿的、对文物影响甚微的良好环境内，有序地、结构清晰地层层提取，这也成为国内目前实验室考古的一个范例，最大限度减少了发掘环境恶劣对文物本体的破坏作用。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李存信研究员所说，实验室考古不仅体现了对文物本体的特殊关注，也体现了对发掘者的人文关怀。
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得考古队最大化地获取了其他普通传统考古发掘无法获取的信息资料，还为这些考古材料的深入研究和解读提供了可能，这也是海昏侯考古成果丰富且解读准确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漆木器的有效加固、提取和保护，我们可能就看不到写有《论语》、《方术》、《衣镜赋》等墨书文字的竹木简牍和形制完整、彩绘丰富的各类漆器的出土；如果没有金属器除锈技术和修复手段的支持，我们可能看不到金灿灿地金饼陈列于博物馆展厅和描绘有金色纹饰的各类铜器；如果没有实验室内地层层清理，可能我们得到的就是一堆杂乱无章、互相叠压的器物，更难展示当初这些文物的摆放规律和研究其所透露的古代丧葬理念。
这也使我深深地意识到，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更加科学化、严谨化、精细化的一个过程，只有经常开展对考古技术人员的定期培训和知识技术的不断更新提升，才能更好地跟上时代要求和专业发展的脚步。同时，不仅仅需要培养灌输每一个考古负责人的文物保护理念，更应该培养建立合格的文物保护科技团队，确保具体的文物保护工作能够有效实施。否则，只会落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第三，考古学终究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科学，具有天然的多学科特质，那么，自然科学研究手段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则有助于攻克一些难以解读的学术命题。
正如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昌燧教授在此次《科技考古若干前沿问题》课程中提到的观点一样，目前前沿的“科技考古学”概念，就是以古人遗存为研究对象，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人类肉眼不好识别、需要借助科学仪器来实现的一些潜在信息，进而分析研究古人社会生活的一门科学。也是在这一概念的发展下，出现了放射性碳素、热释光、光释光等年代考古学，出现了古陶瓷成分、烧成技术分析，出现了陶器起源和产地研究，出现了冶金考古学、玉器产地考古学、生物考古学、农业考古学等。这些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一些考古信息更加精确，通过有形的物质角度去证明一些无形的发展过程。
比如，传统考古学的地层学解决了文化层和遗物的相对年代问题，而年代学依靠科技手段在此基础上又能够更精确地靠近其绝对年代；类型学让我们认识到古人的文化传承和区域发展的脉络，但无法很明白了解文物本体的原料产地和制作工艺，而自然科学手段此时就显出它的优势，通过分析检测来提供线索。再如，传统体质人类学通过物理观察，能够分析比对古人群体的人种、病理、年龄结构等信息，而古DNA提取分析，骨胶原提取分析，又能进一步研究人类起源、传播和古人食谱等更深命题。还有，我们以前要靠人工统计、制表来分析一些遗存数据，而现在只需要将这些数据录入到电子数据库，在一定编程逻辑和指令的设置下，就能够快速准确解决许多数据统计分析问题。
这些都是新科技的发展为考古学研究带来的变化，也同时扩展了考古学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为掌握考古第一手资源的考古发掘单位和考古项目负责人，更应该持有多学科合作的开放态度，主动引导新技术参与到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中，才能达到考古学研究古人社会的最终目标。
最后，我想再次重申自己参加此次考古与文物保护研修班的切实感受，就是考古学的发展、文物保护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新科技手段的应用，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一个成功考古项目的实施，包括发掘、研究、展示、解读，是由多领域专家、多学科技术人才共同合作的结果。在江西省博物馆参观海昏侯考古成果展时，我发现在展览之外的文创区域内，已经有海昏侯元素的艺术品、生活用品、小说、儿童读物等呈现在眼前，其中许多作品都是社会各界人士自发创作的，可见海昏侯考古成果影响之大。
所以说，现代考古项目的圆满完成，不仅仅需要考古项目负责人要秉承科学的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态度，还要具有多学科合作的理念和胸怀，更要把考古成果展示、历史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和目标存入脑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岑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