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5年12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它是继伪满洲国后，日本在华扶植的第二个傀儡政权，殷汝耕为“政务长官”。这个号称“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内扶植的第一个伪政权”寿命很短，存活时间仅两年，即被驻守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施以重击，以至解体。
发动起义的主力为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第二总队及教导总队若干官兵，1937年7月29日，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他们便在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趁日军主力围困平津之际，向日军发起突然袭击，捣毁日军机关，歼敌五百余人并生擒伪政府首脑、大汉奸殷汝耕。
当时，通县为伪冀东政权大本营，被日本人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七七事变后，日本人特意把许多侨民迁到通县，躲避战火，他们不会料到，挑起事端的竟是自家卒子。
伪冀东保安队的前身为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1935年7月，商震继于学忠主持河北省政，改河北特警队为河北保安队，11月，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于通县宣布“独立”，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委员长，“负军政一切责任”。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改编为冀东保安队，这支部队从此成为伪军。但是这支日伪军并没有为日军做事，拒绝支援日军，为29军开路，放空炮等。直到1937年7月27日，日军派飞机12架到通县南城外进行狂轰滥炸，保安队驻地老四营多次展示“傀儡旗帜”但还是被炸了，十余人伤亡。伪冀东保安队的官兵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定起义。
总队队长张庆余的起义计划为，城关各路口、邮电局、各机关由伪冀东保安队第二总队派兵把守；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第一总队兵分三路突袭日本守备队、敌伪机关和日本在通县的侨商。29日拂晓，进攻日本兵营枪声响起，张庆余派兵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包围冀东伪政府长官公署及其他重要机关。
见此情形，殷汝耕立马藏了起来，起义部队搜殷不获，便威吓殷的仆人，逼其交代殷汝耕的藏匿之所，仆人指着放有金银器皿的柜顶大声喊道：“长官！请出来罢，张大队长迎接您来啦。”殷汝耕以为救兵到了，从柜顶上一跃而下，当即被捕，被监禁在北关吕祖祠内。细木繁的公馆距伪署仅一巷之隔，闻枪声四起，细木繁料定情况有变，率数十名特务对抗，一手持枪，一手指斥起义官兵，可惜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起义部队乱枪击毙。
攻打西仓日本兵营的第一总队组织了200多人的敢死队，手持大刀没等拂晓就摸进了兵营。日军驻通县的部队约有300余人，连同宪兵、特警及日侨大约有六七百人，听闻伪冀东保安队起义，自知寡不敌众，难以力敌，便集合宪警和日侨于兵营内，负隅顽抗，以待救援。双方激战达6小时以上，张庆余深知，越往下耗，等日军开来大部援兵，必将对己军不利，于是改用火攻，下令全军将汽油桶堆至日兵营周围，纵火焚烧。大火熊熊燃烧，日军仓皇乱窜，至29日上午，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与此同时，驻顺义的日军亦被伪冀东保安第一总队苏连章团歼灭。
张庆余
张庆余犹记得苏团于29日上午12时抵达通县时，“适日军派来轰炸机24架，对我通县起义军滥施轰炸，苏团官兵躲避不及，伤亡颇众。”日机的轰炸从中午12点持续到黄昏，达7小时之久，“苏连章见日机轰炸猛烈，防空无备，实在难以支持，于是脱去军服，弃械逃走。张砚田因见日军势力强大，恐难与敌，乃乘日机轰炸、我忙于防空之际，不辞而别，潜回天津寓所隐匿。该队官兵亦因此相继结伴逃跑。”
张砚田、苏连章等部相继逃亡，鉴于天津的日军部队陆续赶来，张庆余部决定放弃通县，开往北平与第29军会合。队伍行至北平城下时，得知29军已撤退至长辛店、保定一带。正在此时，一股日军从北平城内杀出，混战之际，殷汝耕被日军劫走，起义部队遭受严重伤亡。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张庆余只好把队伍打散，分全军为120个小队，每队五六十人不等，由连排长率领分批开往保定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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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庆余被蒋介石电召前往南京，向其报告起义经过，蒋安慰张说：“你这次在通县起义，虽败犹荣，不必懊丧。所有损失，由余饬军政部立即予以补充，以便休整后再投入战斗。”张庆余被任命为军政部开封第六补充兵训练处中将处长，1938年复改派为十一军副军长，张托病恳辞，解甲归田。从天津秘密乘船转赴南京的张砚田亦受到蒋介石召见，被任命为中将高参，遣其入藏，结果张砚田未到任，跑到四川去隐居了。
起义部队撤至门头沟时，尚有6000人，张庆余与南京政府联系后，部队被授予暂编第一师番号，在跟随张庆余转移期间，到西安时，部队已不满千人。流散于北平的部分伪冀东保安队士兵后来归附了国民抗日军（又称红蓝箍），1937年底，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国民抗日军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积极投身于抗日战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