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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小视角。
1984年，《上海文学》七月刊收录了短篇小说《棋王》，一经刊出，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阿城便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坛新星。他走红的程度，大约相当于1986年的崔健，或是1992年的张雨生，各大刊物的编辑慕名前来求稿。阿城好客，消耗了大量的茶叶和挂面，最夸张的一次，一天时间，下了十六回挂面。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阿城个人的巅峰，亦是文青群体登上时代潮头的具体表达。《棋王》发表两年之后，崔健唱响了《一无所有》，王朔陆续发表了《顽主》《动物凶猛》等小说，百花齐放的觉醒时代到来，文艺追求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潮流。马未都说，那个年代人们相亲谈的都不是房子车子，必须得聊文学，高晓松等华语乐坛早期的流行音乐人，也是在那个年代蓄起长发，在校园中潇洒“茬琴”，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
那是当之无愧的文青时代。
这份好景大概只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九十年代中期，商业化的大潮涌来，冲散了文艺青年的阅读与弹奏，以至于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副产品，就是文艺青年从时代中心不可遏制地走向了边缘。
我们从教育角度就可以看出端倪。最早关于教育的说法，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意思是只要有书念就比其他工作强，虽然这句话已然不符合今天的政治正确，但确实一度流行。然而后来，光读书不够了，指向更加明确，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社会发展的刚需，迫使普通人要学习有明确功用的一技之长，文艺青年的纸上谈兵和伤春悲秋，既不利于国家建设，也不利于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
经历过文理分科的八零九零后们一定不陌生，那些班级里最聪明的头脑，都以能取得更高的理科成绩为荣，文理两科，看上去是平等的两个选项，而实际上，文科只是理科的备胎，大多数选择文科的人，都不是因为真心热爱文科，而是没能力学习理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