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城市鲁昂。
2017年5月，十位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在巴黎发布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长篇声明，全面批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多元文化主义，指责欧洲一体化已经走上邪路，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进步主义和普世主义传统，强调“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志”，公开为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甚至闹事的球迷辩护。这份声明最大的特点是全面攻击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正确性，文风让人觉得是一篇用学术语言写成的“大字报”。
“假欧洲”毁坏“真欧洲”
声明的作者们强调，他们并不是要唱衰欧洲，而是对欧洲的现状感到不满，原因是“在幻象、自欺与意识形态扭曲中，欧洲正在把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也就是说，欧洲正在变得不是欧洲。在这些人看来，“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只“属于我们，与别人无关”。欧洲从来就不是完美的，但它是真实的。现在世人看到的这个欧洲并不是真的欧洲，而是建立在启蒙运动基础上，以进步主义和普世主义为特征的“假欧洲”。
这篇声明认为，启蒙运动破坏了欧洲的基督教传统，而基督教正是真欧洲的基础。历史上，基督教促进了欧洲国家的文化同一性。尽管它们之间战争不断，但欧洲以基督教为精神基础的同一性并未被打破。声明认为，欧洲人的所有美德都与基督教有关。“我们的绅士德性是一项明确无误的基督教遗产：公正、怜悯、仁慈、宽容、和解、仁爱”。当然，“真实的欧洲同样也在古典的传统中获得灵感”。声明并没有把欧洲描绘成为一个理想国，甚至对这个“真欧洲”的内涵也语焉不详。但是，这其实无所谓，因为声明建立“真欧洲”这个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批判那个他们所说的“假欧洲”。
声明所批判的“假欧洲”建立在启蒙运动后欧洲形成的进步主义传统基础上。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虚假欧洲的支持者受惑于一种对进步的必然性的迷信”。这种“迷信”经由1968年造反运动成为主导当代欧洲的政治正确性教条。声明指责“1968年的一代只知道摧毁，但毫无建树”，结果是使欧洲“社会似乎沦入个人主义、孤独和虚无之中”。不仅如此，在进步主义的引领下，假欧洲还把自己的教条视为普世价值，陷入“普世化自负”。声明认为，假欧洲实际上是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正在欧洲实施暴政。“虚假的欧洲吹嘘着一种史无前例的对于人类自由的承诺”，“把自己想象成我们文明的完成形态，但实际上将毁掉我们的家园”，使“真实的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
声明认为，假欧洲的暴戾之处是“统治阶级希望对公开的政治言论进行限制”，任何人都不能对假欧洲的“政治正确性”进行质疑和批判。基于这种判断，声明对日渐兴起的欧洲民粹主义给予高度评价：“在这种新的政治现象中，许多都代表一种对虚假欧洲之暴政的有益反叛，任何对虚假欧洲的道德正当性垄断的威胁都会被它贴上‘反民主’的标签。所谓的‘民粹主义’挑战了既存现状的独裁，即‘中心的狂热’，这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即使在我们退化和贫乏的政治文化中，欧洲民族的历史能动性也可能重生。”
反对多元文化主义
声明反对欧洲“普世主义”的目的是要“呼吁所有欧洲人加入我们，一起来拒绝那种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乌托邦幻想”。战后欧洲国家普遍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对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持包容态度具有“政治正确性”。声明指责“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事业尽管否认欧洲的基督教根基，却以一种夸张得难以实现的形式冒用了基督教的普世仁爱观念。它要求欧洲人以圣母的标准去牺牲掉自我。欧洲家园的被殖民、欧洲文化的覆灭，这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欧洲21世纪的伟大荣耀”。在这里，声明的作者所痛心疾首的是在欧洲国家中形成大量穆斯林社区，“在那里穆斯林过着一种非正式的自治生活，不遵循当地的法律，好像他们更像是殖民主义者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同胞成员”。
更令声明作者们愤懑的是，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具有政治正确性，欧洲主流社会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敢就伊斯兰教和移民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那些想要就“难以启齿的真相”发声的政治领袖们都“在法官面前怯步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人会受到“道德谴责，被当作种族主义者或是法西斯主义者”。这种政治正确性施加的强大禁忌从根本上违背了欧洲的言论自由原则，声明强调“欧洲的未来必须是自由的，这意味着致力于强健的公共论辩，免受所有暴力和强制的威胁”。声明认为，对于自由的管制已使当下欧洲虚弱不堪，“不仅仅是伊斯兰的恐怖才让全副武装的士兵遍及我们的街道。防暴警察如今还必须用来镇压暴力性的反建制抗议，甚至还用来管制那些成群醉酒的足球迷，我们足球信徒们的那种狂热是一种绝望迹象，来自对团结的深切人性需求，一种在这个虚假欧洲未能满足的需求”。换句话说，在失去自由的欧洲，“个人主义使我们彼此隔绝”，欧洲人正在变成一盘散沙，所以就连醉酒闹事的球迷群体都是值得嘉许的。
欧洲是民族国家共同体
声明的作者们反对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一体化，强调“欧洲是，而且永远将会是一个多个国族组成的共同体”。在保留众多民族国家前提下的“多元一体看起来像是欧洲的自然格局，但实际上，它既不是自然的，也并非必然的，这一点使得它既非凡特异，又弥足珍贵。‘多元一体’最常见的政治形式是帝国，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这一形态被欧洲的武士君主们不断地重造。帝国形态的诱惑始终存在着，但民族国家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政治形式致力于把民族性和主权联结在一起。民族国家因此成为了欧洲文明的标志”。
声明指责现在的欧盟是“一个金钱和律法的帝国，其中覆盖着一层伪宗教的普世主义滥情，这就是欧盟正在营建的东西”，与欧洲在历史上取得的“人民主权的成就、对帝国的抵制、能够兼容公民爱欲的世界主义、基督教遗产下的人道以及有尊严的生活、古典传承在现实中的参与——这些都渐行渐远”。声明强调，在欧盟层面上“技术专家的暴政在蔓延”，“欧盟内部的‘民主赤字’绝不仅仅是一种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救治的技术问题”。欧洲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了民族国家赋予他们的责任，只想做国际社会的宠儿，而“一位好的政治领袖会看护一个特定民族的公共福祉。一位好的政治家会珍视我们共享的欧洲遗产以及我们各个特定民族的传统，视其为壮丽的并激励生命的却又是脆弱的礼物。他不会拒绝那份遗产，也不会冒失去这一切的风险来追寻乌托邦式的梦想。这样的领袖们渴求由他们的人民所授予的荣誉，但他们不贪求那个‘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寡头政治的公共机构——的赞许”。
这张“大字报”说明什么
这篇声明的文风很像“大字报”，言辞犀利且以批判为主。但是，它毕竟是一些地位不低的知识分子所写的，所以讨论的话题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引起他们不满的穆斯林移民问题、政治正确性问题、欧洲一体化的“民主赤字”问题在欧洲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主义和普世主义传统就能解决的。因此，这篇声明所揭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战后欧洲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正确性已经受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国家为缓解“用工荒”曾吸纳大量移民，不少国家由原来的相对“单一民族国家”转变为绝对的“多民族国家”。面对族群、宗教和文化多元化的现实，欧洲国家试图在确保公民同一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文化，这也就是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但是，由于近年来欧洲国家程度不等地出现移民群体边缘化、恐怖袭击增加和排外主义情绪上升等社会问题的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等早已宣布他们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这篇声明重拾这个话题发难，实际是要对在欧穆斯林族群的存在表示不满，呼吁政府不再对穆斯林社区奉行宽容政策，攻击政客们仍在“妄想穆斯林将会愉快地采纳他们的世俗主义与文化多元图景”，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问题是，即使欧洲国家的政府真如这篇声明的作者们所愿，不顾政治正确的限制，对国内穆斯林族群实行更加严苛的排斥性政策，就能解决或减少国内相关社会问题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欧洲移民问题日益严重的直接原因是族群之间的包容性降低、排斥性升高，欧洲国家政府如果对移民群体采取排斥性政策恐怕只能加剧国内的族群矛盾，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法国巴黎拉夏贝尔区，难民在当地街头扎营生活。
这篇声明指责现在的欧洲一体化是“假欧洲”的产物，它“并不真正鼓励一种自由的文化。它提倡的乃是一种由市场所驱动的同质性文化，以及政治上强制的统一性”，而民族国家才是确保公民自由的真正“多元一体”的欧洲的基石。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确是在精英、资本的推动下进行的，“贴近公民”对欧盟来说还任重道远。但是，欧洲一体化毕竟消除了欧洲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促进了欧洲经济的繁荣，这是被保守派推崇备至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所做不到的。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反映了欧盟所面临的深层困局，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与隔阂加深。如这篇声明所说，“欧洲统一的精神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广场上信任彼此”。但是，退回民族国家体系真的能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吗？答案恐怕又是否定的。
这篇声明分析了当前欧洲的病因，却并没开出像样的药方。对我们来说，它最重要的意义也许是说明欧洲人正在反思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进步主义和普世主义传统，而这对于欧洲和世界的发展而言未必不是好事。近代以来，我们已经看惯了欧洲人在世界上到处指手画脚，如果他们肯从“道德高地”上走下来，好好地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也许国际舞台上可以减少不少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事情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对欧洲国家来说，意识形态霸权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岂可轻言放弃？不过，这篇“大字报”式的知识分子声明至少可以说明欧洲人其实正在失去行使意识形态霸权的“普世主义”底气，而这对于建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