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不强调口头的考试，而多采用笔试。这个特质表现于科举制度里，最为清楚。因为强调公正或公平，而要采用糊名、誊抄等措施。
再因为科举又是唯一具有社会流动意义的制度，没有任何其他制度或途径可以让一个人快速地在社会里上升，因此口试完全被排除。科举的笔试还要定下各种写作的规定或评分的标准，诸如答案的字数，作文对仗、分段的原则，评分的标准等等，以至于最后发展出八股文这样完全形式化的写作文体。
虽然从叙述及论辩的角度看，八股文字并无可以挑剔的地方，但是它对属于写作格式或与思考无关的字数、错字及对仗的规定，以及对避讳、题目来源乃至于用语或用喻的种种无理限制，都窒碍学子创意的发挥。所以虽然最近有许多替八股文辩护的说法，我个人还是认为它绝对不适合创意与文字表达的训练。
匿名考试真的公平吗
由于近千年来中国的科举都实行匿名考试，它对中国教育当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先提到这一点的应该是前东京大学的中山茂。他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的考试（日本实行科举的时间很短，中山指的是其后乃至近代的各种考试，例如大学入学考试）都采用匿名的笔试，避免让考官与考生见面。
他认为这种考核学生学习成果的方法和西方重视辩论，特别是口头辩论的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也影响了东西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发展的方式。中山的说法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值得提出来简单讨论并加以引申。
匿名考试禁止学生与考官的接触，强调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公正性，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的含意。从整个社会的公平性来说，这样的设计其实并不能体现真正的平等（equality）。特别是在传统中国，由于社会把很多的资源给了科举出身的士人，并且相信读书（为应科举而读书）是社会唯一的出路，因此就造成了排除发展其他才能或学术的情形。
每种文明都有它们特别重视的生活价值或职业才能，例如英国的戏剧、德国的音乐、犹太教的经典学术或者说美国早期的律师或牧师工作等等。但是传统中国把绝大部分资源给了儒家经典的学者，这就造成了比其他文明更为明显的不公平。
19世纪密尔（John S. Mill）谈到中国时，就指出中国社会资源分配非常不平均。科举虽然实行的是匿名考试，事实上它因此变成社会不能多元发展的帮凶。这些可以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的考试内容和标准、只考进士一科以及八股文等各种政策或措施看得非常清楚，不必多说。
不同考试传统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
毫无疑问，东方（中、日、韩）都重视文字的文化传统，而西方则是重视口头论辩的文化传统。这是大体而论，因为中国至少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也讲究演说及辩论的技巧。
应该说西方发展演讲或雄辩术，好像很重视以理服人，但这个理与中国人常讲的理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中国人一般讲到“理”这个字，大概都是指接近自然法的“天理”，而且重点多在它的道德意义——中国人相信有一个默默的、道德的“天”。
但是西方的辩论强调的是以逻辑作为思考的基础，早于自然法的观念；后者要到大希腊化时代才真正得到系统的发扬。西方从早期就注意将逻辑和雄辩合而为一的教育。相对来说，强调逻辑的思维在中国则没有受到重视。
进一步说，虽然中国早已经有自然法的观念，但是中国的自然法并不强调道德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必然是合一的，因此对缺乏道德意义的自然秩序不仅没有兴趣，甚至认为是怪力乱神，把它放在自然法的范围外面，对其“存而不论”，因此中国尽管很早也有逻辑的讨论，但是它并没有成为教育的一部分，也不曾与自然法思维发生什么明显的关系。相反，因为重视道德的自然法，中国学者较多关心“学以为己”的自我养成，而轻忽以理服人的辩论能力和逻辑思维方法。
事实上，拿八股文的许多术语来和中古大学对口试所立的各样名称作比较，可以看出中西对表达方式及论辩技术的用心的不同。从重视口试的逻辑性与重视天理的道德性这样的原始差别，中西各自发展出他们所重视的教育法及其考评的细节。
上面我曾提到中国传统教育法重视不分年龄的、学生与老师的答问、对话或会话，并由此产生共识性的结论；如果没有共识，那么结论就依赖老师的意见。
观察中国的思想史，“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是宋代开始的，也就是说老师的权威到了宋代被推到与天地君亲一样高。唐代一本启蒙书（《杂钞》）说：“一朝为师，当日为师。”这句话到了元杂剧（关汉卿《玉镜台》）就变成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教育的观点言之，其地位的权威性几乎无与伦比。
由此看来，东方文化中的权威式教育主要是来自对逻辑思考以及论辩训练的缺乏。它与传统中国（或东亚）多采取匿名考试有相当程度的关联。被长久称羡的科举考试，因为过分重视程序正义的公平原则，用宋代人毕仲游的说法，就是以小公而害了大公，最后造成了举子只知背诵四书五经、八股程文、标准的经典注疏而已，更恶劣的甚而欺瞒贿赂、暗通关节等等，不一而足；从知识的发展和道德的培养来说，脱离教育的理想已经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