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期间，好莱坞有许多知识分子同情苏联共产主义；有些人甚至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们的左翼倾向在二战期间得到强化，此时苏联是美国对抗轴心国战役中的同盟国之一。美国在战后所推行的坚定反共政策把这些左翼分子置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联邦调查局用了好几年时间收集好莱坞群体中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支持者的信息。到了1947年，国会正在调查美国国内的共产党活动，作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简称HUAC）所做的全国性调查的一部分，共产党员的活动被认为是政府和私人生活中的破坏性元素。
1947年5月，一些人——他们中有演员阿道夫·门吉欧（Adolphe Menjou）和导演利奥·麦凯里——在与国会代表的秘密谈话中声称，他们愿意说出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好莱坞人员名单。9月，共和党人J. 帕内尔·托马斯（J. Parnell Thomas）主持了一个HUAC聆讯会，打算证明编剧协会（Screen Writers’Guild）已被共产党人控制。四十三名证人被传唤。
“友好”的证人，以杰克·华纳为首，指认了几名编剧为共产党人。加里·库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和其他明星都表达了对剧本中左翼内容的关注。“不友好”的证人——他们大多为编剧——很少被允许陈述他们的观点。他们大都回避否认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强调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他们具有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表达的权利。其中十个被传唤作证者因为藐视国会而短暂入狱。战争期间曾在好莱坞工作而且从未加入任何共产党的德国左派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做出了中立的反应，并立即动身前往东德。
强烈的公众抗议导致国会将聆讯会搁置了四年。然而，那十个不友好的证人发现，他们的事业正在崩塌，一些制片商已经将他们列入了黑名单。“好莱坞十君子”——编剧约翰·霍华德·劳森（John Howard Lawson）、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阿尔伯特·马尔茨（Albert Maltz）、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萨缪尔·奥尼茨（Samuel Ornitz）、赫伯特·比伯曼（Herbert Biberman）、林·拉德纳（Ring Lardner）、莱斯特·科尔（Lester Cole），以及导演爱德华·德米特里克和制片人阿德里安·斯科特（Adrian Scott）——中的大多数都无法公开在电影业工作。德米特里克后来与HUAC合作并返回好莱坞。
1947年HUAC聆讯会集中呈示好莱坞电影中受到共产主义思想污染的主题，因此其重点在于编剧。1951年，HUAC恢复聆讯会，这次的目标是揭露所有可能的共产党人员。许多前共产党员或支持者都通过举出其他人来保全自己。演员斯特林·海登（Sterling Hayden）与爱德华·G. 罗宾逊，以及导演爱德华·德米特里克和伊利亚·卡赞都在这群人中。被举出名字但拒绝合作的人，如女演员盖尔·桑德加德（Gale Sondergaard），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黑名单。
一些黑名单上的电影制作者为了保护自己的事业而去了国外。导演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到了英国，朱尔斯·达辛（Jules Dassin）去了法国。另外一些人则用假名工作。达尔顿·特朗勃编写了剧本《勇敢的人》（The Brave One），为他——使用假名——赢得了1956年的一个奥斯卡奖。1960年，奥托·普雷明格宣布他会让特朗勃作为《出埃及记》（Exodus）的编剧署名。制片人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对特朗勃为《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60）的贡献做了同样的事。从那时起，黑名单慢慢地就被废弃了。然而，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受害者能够恢复他们的事业。HUAC聆讯会留下了不信任的遗产并浪费了人才。对那些聆讯会期间的举报者的怨恨数十年挥之不去，在卡赞于2000年获得奥斯卡终生成就奖时仍然再次浮现。
约瑟夫·罗西和博加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