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它仅存在了八年时间。今日，西南联大消逝七十多年后，它依然被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正如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张曼菱所说，物质形态上的联大已经消逝，但它所体现的中国大学精神，不会因物质的损毁而消逝，将时刻昭示世人。
西南联大为什么令人怀念?让我们从那些师生自述、回忆及学者的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吧。西南联大为什么令人怀念?
白铁皮屋顶教室培育出一流学者
1938年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不出一个月，夫妇俩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可是，因为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经费，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改成矮楼，瓦顶成了草屋。
西南联大校舍
1939年4月，新校舍在昆明郊区的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食堂是瓦屋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是茅草盖顶，教室的屋顶则用白铁皮覆盖，几乎所有西南联大学生后来都对铁皮做的教室屋顶印象深刻。下雨天雨水打在上面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在教室里几乎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曾有一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停课赏雨”。这也成为联大的一段趣闻。
白铁皮屋顶教室
许多年后，在此就读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仍记忆犹新:“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连同与他一道获奖的李政道等一流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学生们的茅草宿舍
教室条件如此糟糕，学生宿舍更是简陋不堪。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两端安有双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几个方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上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
教授群体三代共存，延续学术传统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在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并不断有年轻学者加入其中。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沈从文为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的名师，或者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校长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1939年，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刚入学，在他的记忆中，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教授群体从年龄结构上呈现了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从而完成了学术传统的延续。
谢泳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分析认为，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中，第一代是出生于19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这三代学人在抗战前基本上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其年龄结构恰好是50岁、40岁、30岁，正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从而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成互补。
尽管联大学生多是本科生，教授传授的却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大路货。历史学家陈寅恪讲授隋唐史的第一节课就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六年时间里，汲取了三校教授的精华。1945年秋，他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的权威学者费米和泰勒，他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从中国所学到的多”。在科研生涯中，他还时常查阅以前在王竹溪教授的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发现有些地方很有帮助。
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38年9月28日，日本敌机开始对昆明进行轰炸。警报一响，人们四处躲藏，西南联大的师生也不例外。
敌机轰炸多集中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西南联大的上课时间不得不调整为上午7点至10点和下午3点以后。同时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纷纷散居在昆明各处，于是便有了“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之说。
警报频繁的时期，社会学教授费孝通把翻译《人文类型》安排到早上进行，因为翻译不需要系统的思考，断续随意。一吃过早饭，费太太就开始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熄灭炉火，闷在锅里，等跑警报回来，热一热就可以吃午饭了。
华罗庚租住的民房在一次轰炸中被炸毁，可租房不易，闻一多听闻后便邀请他搬去与自己同住，并将十多平米的房子用布帘隔开。闻家八口与华家六口开始了朝夕相处的“隔帘而居”生活，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校方费尽心力创造安宁的校园氛围，但从一开始就遭受着外界势力的侵入。比空袭更具破坏力的是，云南与外界的联系最重要的交通动脉被切断，物资匮乏再加上通货膨胀，1942年到1945年，昆明物价指数是重庆的两到三倍。尽管当时教育部命令所有大学不得收取沦陷区学生的学费，联大学生不用交学费和住宿费，教育部还每个月给学生发放贷金。但贷金的增长比不上日益走高的物价，1945年政府贷金还不到伙食费的一半，学生经常“三个月不知肉味”。学生们不得不在课余找工作，最多的是当家庭教师，有的甚至干空袭警报时挂红灯笼的事。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没有被消灭。当时由于宿舍与教室灯光昏暗，学生只能来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座位有限，许多学生便只好去茶馆买壶茶，然后一直看书到茶馆打烊，汪曾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学问与才情是“在昆明茶馆里泡出来的”。
教授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周培源教授家离联大20余里，每天骑马来上课，下马后先牵马遛遛，再进教室上课，从不迟到一分钟。王竹溪教授讲热学时有他自己的系统，图书馆中的参考书有多种，王先生在黑板上每一节标题后注上各种参考书上相应的页数，以便学生查阅，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生活极度艰辛，仍坚持思想独立
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国民党在政治上控制学术界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以战争为由管制西南联大，并要求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贻琦校长一直拖延不理。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西南联大与教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牵涉到政治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学校方面对此仅是敷衍了事。国民政府对西南联大的经济资助大大缩水，学校不得不举债度日。1942年，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访问了西南联大，报告说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未能得到政府支持而逐渐走向绝境”。1943年8月他又报道了访问张奚若教授的情况:“作为一名资深教授，他决不妥协，要求中央政府在权利问题上支持国立大学教授，并允许他们享有教学自由。教育部则持不同意见，结果我的朋友及其同事只得每月继续领三千元国币，而(这个月)得花一万元才能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联大教授“各显神通”。闻一多挂牌刻章;冯友兰与教授们成立了一个公开卖文卖字刻章的合作社，夫人则在巷子里炸麻花卖几个小钱;费孝通卖大碗茶;吴大猷为给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熬汤;萧涤非卖掉藏书并在当地的中学、小学兼课。理工科的教授也毫不示弱:土木系和机械系的教师们开办服务社，办锯木场，还承包设计加工;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家生产肥皂;化学系教授高崇熙善于种花，种植了一大片剑兰拿到集市上卖;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联合研制出了“西曼”墨水，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联大教授苦苦支撑，保证了这所大学作为独立思想的堡垒屹立不倒。
就是在这样极度艰辛的条件下，联大教授不忘耕耘，学术气氛热烈，完成了诸多经典著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等。
曾执教于西南联大的诗人、翻译家冯至在晚年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问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是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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