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

史学理论的建设从何说起？首先应当厘清“史学理论”这一范畴的内涵和外延，方能够形成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目标导向。但“史学理论”的概念、内容并不是孤立的，它混含在史学发展和中外史学交流过程的概念系列之内，需要从头道来。

在中国古代，单音词多所盛行，“史”字最初是指执行某种使命的官员，即所谓史官，当史官中分配出一部分人作为内史，参与从事撰述政府公文和记载事宜之职务，就越来越倾向于把史官看作记事、记言的职官，这显现于西周末期到春秋时代，也正是中国上古史学萌发和早期发展阶段。约于战国时期，“史”也渐渐代指史官记载的文化产品，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庄子·天下》篇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这里的“史”，都明显是指史文、史书。但是，史官与史书都言之为“史”，二义并行，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这种一词多义状况，撰史之人与撰写的史籍，二者在语词上不严格划分，全凭整句整段语义加以理解，却很少会出现误读。对于以往的史事，多直言某个朝代之事，或以“古”字表达，“殷鉴”就是以殷商的史事为鉴戒，“唐鉴”就是以唐代的政治得失为鉴戒。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请注意语句中是“以古为镜”而不是“以史为镜”。宋代刘随上奏说：“臣闻以古为鉴，可以知兴亡。不敢远稽前典，且以近代言之：唐太宗何如主也!十八起义师，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鉴情伪之理，明治乱之由，圣文神武，高于三代。然犹每与大臣会议，政事必令谏官、宪臣、史官预闻之。苟诏令不便，大臣不直，刑赏不当，邪正未分，则谏官得诤之，宪臣得弹之，史官得书之。是以上下无壅，而君臣同德，太平之风可谓至矣。”刘随虽然引证最近的唐代史事，仍称“以古为鉴”。近代以来几乎成为口头禅的“以史为鉴”这种语词表达，在中国古代直至清朝前期，却是极其罕见的。诚然古代也有“史鉴”这个词语，但“史鉴”乃是指可以用来作为鉴戒的史籍，如明黄佐、廖道南撰《殿阁词林记》卷九载明英宗谕旨“翰林官中有才识忠行者，日轮二员入直东阁，凡经书、史鉴有关君德者，日录所闻以赞朕不逮”；清《钦定国子监志》卷五三载大臣王熙上奏要求国子监“设立课程，定期稽查，必使各习一经，兼习史鉴，详为讲解，俾令贯通，务期成材，以收实用”。以史鉴与经书相对应，其意甚明，均为正宗而有益的经史典籍。即使极其偶然出现“以史为鉴”的语句，其中“史”的含义仍然是史籍，清乾嘉时倪思宽读书笔记《二初斋读书记》有言曰“古称史，今亦称鉴，‘鉴’字，本于《说苑》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一语。宋司马温公编集《历代君臣事迹》，神宗赐名《资治通鉴》，以史为鉴，殊觉意味深长”。此处“以史为鉴”是说宋神宗把“史”称为“鉴”，这与现代所言“以史为鉴”的内容、含义是大不相同的。

以上的辨析，并非无端的咬文嚼字，绵延几千年的语词、话语的特征，应当映射着某种基本的观念和认知，就是中国古代在史学的发展中，“史”字虽然从史家、史官等人员的指称延伸到对典籍的指认，但却避免了将客观史事与人们对于历史的撰写混为一谈，即单一的“史”字，很少用以表示过去所发生的客观史事，史事与对于史事的记述，二者有清晰的分界。在东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史学”这个词语，先是北方少数民族石勒政权委令“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后南朝刘宋政权于元嘉年间“上留意艺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玄立文学”，此后历代言“史学”者充满官、私文献和四部之书，表明在中国古代已经明确了史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与此大体同时，中国古人也将“事实”这一概念，用来表示与书史记载可能不同的真实史事，例如《晋书·裴秀传》载其《禹贡地域图序》说大量书籍记述的历史地理“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宋书·裴松之传》言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北宋史家范祖禹指出史官应当“执简记事，直书其实而已”，但“后之为史者，务褒贬而忘事实，失其职矣”。所谓的“事实”，是与“史学”之记述相区别的概念，相互对比，反映了客观历史与历史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在概念体系上的重大成果，值得重视。

整个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自上古就形成了两大最具活力的史学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史学，另一是以古希腊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史学。在古代，两大史学体系各自独立发展。西方史学的概念与观念，与中国传统史学存在许多异同之处。至近代，西方史学依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综合优势影响东方，而最初的一些新概念，是因日本以汉字翻译西文的方式传入中国，其中包括“历史”这一词语，很快就被中国史学界、文化界所接受。遗憾的是，在西方的概念中，客观的历史与人们对于历史的撰述含混不分，在词语上都可以用History来表示，自希罗多德之后两千年没有产生如同中国“史学”一语的明确概念。这反映了西方古典史学的一个先天的不足。虽然西方古代学者也有人坚持历史撰述绝不同于文学作品，但大部分史家还是将历史撰著的文学色彩作为最重要的追求，因为古代西方没有中国传统史学中组织化、制度化的官方史学，不像中国史学那样被纳入国家的政治机制，西方史著不仅依靠内容的鉴择，也需要笔法的睿智和文采，才会获得社会的接受，文学性是古代西方历史著作生存、传世的条件之一。把史书的文采和文学性当作撰述的焦点，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对于真实历史与史籍记述之间关系的理论性关注。

“历史”这个词语，由日本对西文的翻译而输入中国，如果用于表达人类社会业已经历过的客观进程，包括以往所有的人物、事迹、生产、生活，确是非常有价值的概念。与“史学”一语配合，一个表示客观历史，一个表达对于客观历史的记述与研究，有助于形成确切的学术理念。杨鸿烈《史学通论》指出：“概念不明瞭的结果，可使人的思想混乱……‘历史’是历史，‘史学’是史学，两者截然为二事。现在若更进一步，寻本溯源，就不得不要首先就明白‘什么是历史？’和‘什么是史学？’”

区分“历史”与“史学”这两个概念，看上去简单，实际意义颇大，为史学理论建设正途的第一步。承认以往客观“历史”的独立存在，意味着“史学”研究必须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即求真是其学术的底线，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若合符契。人类社会曾经存在过一个不以今天人们意愿为转移的历史过程，这是极其简明、最无可置疑的常识，但除唯物史观之外，西方近现代各种史学流派，大多都回避或曲解这一常识，把客观历史消解在无休止的诡辩之中。例如意大利思想者克罗齐有“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点，直至21世纪我们有些学者还为之叫好，这是理论界很悲哀的事情。克罗齐立论的理由是说只有与“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表现当下之思想的撰述才算“真历史”。他划定的“历史”圈子排除了史料汇编性的“编年史”，排除了历史的叙述，将之定性为“死历史”，也排除了充满爱憎激情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论的史著（克罗齐称之为“诗歌性历史”），排除了自然史等等，将之归结为“假历史”。那么克罗齐的“真历史”还剩下什么？他既然提倡联结“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才是“真历史”，是不是要主张历史学为现实中的政治或其他利益服务呢？有些人正是这样把克罗齐的观念联系到中国的“史学经世”思想。可是真的对不起!克罗齐倘若有知，也会对此报以嗤笑，因为他对所谓“实用性历史”也颇多微词，“偏颇的历史，如果细加考虑，其实不是诗歌性历史就是实用性历史”，实用性历史“它并不是历史”，它讲究的是“道德功效”，而“真历史”是“作为思想的历史”，它应当具备的乃是现在“思想的生活兴趣”。于是，克罗齐的“真历史”只剩下一种，就是像他的著述那样，驰骋个人想法而不时地选择一些史事当作实例，没有历史叙述、没有对历史事件的褒贬、没有历史评论。如同史学界之外的一个思想暴君，断然否定了以往几乎所有历史著述作为“历史”的资格，当然，对于独立于史著之外的客观历史，更从论述的开始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用其自己的话说就是达到了“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有的学者认为按照克罗齐的理论乃是“根本不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历史”，是很正确的评判。

广泛流传的英国史家卡尔《历史是什么》一书提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里承认历史事实的存在，甚至还承认历史研究是一种社会的过程，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表面上声称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但实际仍然以折中主义和诡辩论方法取消了客观历史事实的独立地位，抛弃历史学最根本的求真准则，在所谓“对话”中选择事实和加以解释，都是由历史学家做主，怎能实现与事实之间的平等和互动关系？卡尔同样认为只有被历史学家选择的事实才会成为历史，并且断言：“历史学家当然对事实有所选择。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这清楚地体现了一切主观唯心主义史学理论都着意混淆客观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否定客观历史独立存在的地位，从而消解史学必须力求符合真实历史的原则，以便于任凭己意地选择史事和随意解说。

总之，区分客观历史与人们研讨历史的史学，虽然是中国古代学者就得出清晰认识的常识，但至今还是坚持正确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的基点，是建设史学理论体系在概念组合中的底线，必须明确历史是指客观的、独立于历史学者之外的、以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而史学则是人们对于客观历史的系统性研究，史学的研究结论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状况。这个求真的进程是持续的，其中某些问题的偏差要在研究进程中纠正和修订。以往历史的一去不返并不影响其独立地存在并约束史学探讨的作用，因为第一，大量史料（包括文献、实物与遗迹）的存在，可以考订历史的真相；第二，运用系统性知识的推理可以弥补一些史料的缺环，如掌握太平天国自广西金田起事后的多次战役和定都南京，可基本推断其主力的进军路线和壮大过程。学术界自有不少学者会将考订史实当作他们“思想的生活兴趣”，不容许自由的思想者任意解说历史。在面对形形色色史学流派云遮雾罩的辩词之时，只要用是否承认客观历史的存在、是否主张史学的准则为求真来检测，其观念体系与宗旨就可以烛照无遗。可见对于无论多么抽象和高深的理论，最基础的概念总会是很有效的试金石。

以上内容节选于，乔治忠“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全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