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清皇室来说，大清帝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首领庆亲王奕匡的贪贿，犹如致使大堤垮塌的巨大蚁穴。奕匡在朝上不断的赞誉，令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对袁世凯深信不疑，致使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亲信以及同党纷纷擢升要位，他掌管的兵力也从一镇扩为四镇、由四镇扩为六镇，最终形成了未来祸患中国的强大的北洋势力。而袁世凯自己，虽为直隶总督，却通过对奕匡的掌控足以遥制、把持朝政，成为大清帝国中权力最大、权势最重的人。
1911年，直到大清帝国即将灭亡之际，本该为国尽职尽忠的奕匡，还在以近乎病态的贪欲聚敛着个人财富。武昌首义爆发后，奕匡这个大清皇室的后裔、执掌着大清中枢权力的重臣，居然在拿了袁世凯的300万两贿款后前去宫中充当逼宫的说客。大清帝国倾覆之际，这位王爷通过受贿索贿聚敛的家产折合白银亿两以上，而当时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在清廷濒临气绝需要财力支撑的时候，他却声称自己已经穷到了要卖房子的地步。
这个跻身于帝国最高权力层、几乎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亲王，为了一己的私欲与私利，不惜损害、牺牲，乃至侵蚀整个国家的疯狂攫取，成为大清帝国晚期执政阶层的典型状态。
据说，奕匡在显达以前，也是个穷贝勒，家道中衰令他连上朝用的官服都需靠当铺取赎来维持体面。他的发财致富，始于当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加封亲王之后。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场惯例，他开始接受朝廷俸禄之外的各种馈赠。因为曾经穷过，他不嫌弃少，抱着积少成多的心态，来者不拒地慢慢积累，很快就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目。成为军机处首领之后，当发现权力可致暴富的时候，他决心在财富的积累上无论是手段还是数目都要超过前任荣禄。于是，他用朱笔在全国官吏名册上将优劣肥缺的相应价码一一标出，然后严格按照明码标价落实每一个官位的补缺。如果哪个官吏没弄清楚庆亲王的官价，无论有多充足的理由也不会得到官职；而如果通过幕僚门丁的反复提醒还是不明白，那么庆亲王就会直接索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