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天津城
无论老城厢、河北新区、还是九国租界地
都依托着海河两岸
演变至今 慢慢形成了“线性”的城市布局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条约》签订，天津开为通商口岸，同年12月17日，天津第一个租界——英租界开辟。英国人用三年时间对海河进行翔实的测绘，完成了一幅从三岔河口穿越近百公里流入渤海的海河全景图。图纸上的海河九曲十八弯，沿岸周围的村庄、盐坨、码头、船坞、大沽炮台标注清晰，一派生机盎然景象。
在那之后的一年里，随着口岸贸易的开放，有111艘平均吨位245吨的船舶在海河下游狭窄的河道里航行。英法各国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天津口岸。天津，先于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中国北方城市，更早被西方现代文明熏染。
但海河上一处接一处错综复杂的河湾，大大影响了通航能力。据说，海河每天所经历的惊险场面就像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所描述的一样，为了避免撞击，船长往往要亲自掌舵。有时候，轮船会撞上河岸边茅屋的土墙，有人看到，有几艘轮船退回来时，前甲板上留下了一座铺着茅草的完好的屋顶。
天津港是冰封港。19世纪末的天津就像阿拉斯加一样，洋人总是抢着去赶上离开的最后一班船，或者去迎接开来的第一班船。不同的航运公司之间常常发生争执，都想得到冬季结束时开来的第一艘船的荣誉。当时一位久居天津的侨民说：“隆冬时分，河岸上的冰层有十五英寸厚，简直可以在上面进行炮战，想要摧毁冰层，也只有仰仗榴弹炮的火力才行。结冰的速度让人惊奇，在黄昏时还是一条通航的河流，到清晨时已结成铁板似的冰面，上面可以行驶蒸汽压路机了，寒冬过去之后，冰层也会迅速融化。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十几年的时间过去，海河的河道逐渐淤浅。为了适应航行，一些航运公司甚至建造了一批结构特殊的轮船。到1885年前后，最小的轮船也不得不经常在大沽沙洲就将装载的货物卸到驳船上。在西方水手的眼中，海河成了“口岸怪物”。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年度报告中建议：“在河道几处河湾处裁弯取直，形成一条近乎笔直的入海河道。”而一些航海老手也会非常认真地断言：“如果河道裁弯取直，海河里的水将会流尽。”
但是很快，海河便成了“一条几乎无用的航道”，因为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水深只在五英尺到八英尺之间。1898年全年没有一艘轮船可以抵达租界内的河坝，只能停靠在入海口。不得已的情况下，海河开始第一次裁弯，两年后，通航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以英法租界为代表的九国租界纷纷开始基础建设。到1902年，沿海河两岸，建在湿地上的九国租界总面积达到了23350.5亩，相当于当时天津旧城区的7.9倍。也就是说，近百年来天津城市的格局，实际上大约80%的城建用地都是租界地。
为便于行船，早期海河上的桥梁大都是开启式的铁桥，英国在紫竹林租界内修筑了五座码头，全长1090英尺，法租界也修建了900英尺码头。1911年天津最早的一家民办轮船公司——直东轮船公司创建，在法租界海河边设立码头。发展到鼎盛时期，以紫竹林为中心的码头总长达三万英尺，沿岸成立的规模较大的轮船公司有大阪公司、日本邮船公司、沪津轮船公司、近海船业、直东船业、北方船业等。
到1949年前后，海河两岸先后建有几百座码头，万国桥以下两岸四十余个企业共建有码头一百五十余座，岸线总长1.2万余米。至50年代末期，尚有不少三千吨以下的海轮泊靠于此，而今海河的市区段已经看不到一艘像样的大船了。
海河哺育了这座城市。从明清两代直至民国，这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狂怒的时候，它常决堤泛滥，各支流冲积改道，在支流间形成大小不等的洼地。天津史上有“七十二沽”，又有“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一说，这个“沽”，就是海河冲击泛滥之后，留下的比湖泊小又比水塘大的浅水洼。
过去天津卫只有老城厢一块弹丸之地，海河的蜿蜒变化不会影响到城市布局，所以老城厢仍是四四方方的一座“算盘城”，城外周遭村落靠水而居，倒也惬意。随着租界地的扩张，城市格局发生改变，从1901年至1923年，海河先后进行了六次裁弯取直。
曾几何时
天津人喝着咸中带涩的海河水长大
人们似乎习惯了这种苦涩
从不埋怨这条哺育他们的河流
反而永远怀有柔情、充满眷恋
以三岔河口为起点
向西是中国界区 向东是各国租界
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文明与武力
被一条海河沟通相连川流不息
成就了百年来天津这座城市历史的风起云涌
也将这一切带入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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