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31日拂晓时分，苏联士兵在一家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将德军第六军团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等一批德军将领俘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篇章——斯大林格勒战役终于落下帷幕。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双方伤亡估计约2,000,000人。长久以来，对于这场改变了欧洲战场形势的“转折之役”，坊间存在许多传言，譬如：苏联红军之所以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以弱胜强，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在队伍中安插了许多“督战官”——秘密警察，如果发现谁畏战，就会将其“就地正法”。
政治鼓动比督战官更管用
毫无疑问，在战役进行到生死关头，双方都杀红了眼时，的确有苏联军人被同僚处决，时任苏军城防部队最高统帅瓦西里·崔可夫中将，便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承认，他亲自解决了几个“懦夫”——“9月14日，我开枪打死了一支部队里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之后又毙了另外两个旅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其他人见状，全都吓傻了……”
不过，“阵前处决”的范围被高估了，这与纳粹德国进行的反苏宣传有关，仅就目前的资料而言，确定因“怯战”而被处决的苏联军人约为300名。
《斯大林格勒协议》揭示的情况是，苏军士兵甘于牺牲，“比德国人更可怕”的督战措施仅仅是次要原因，无处不在的政治工作对确保部队士气发挥了关键作用，配置到每个连队的政治委员，夜以继日地向士兵们喊话，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
于是，尽管伤亡惨重，1942年8至10月间，苏军前线部队中正式党员的数量，还是由2.85万人猛增至5.35万人，政委们还利用战斗间隙，到处分发描绘“当日英雄”事迹的传单，上面有受表彰者的大幅照片，有时，他们还会把获奖者的肖像寄给他们身处后方的亲朋好友。
“必须承认，就整体而言，当时的苏联红军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队伍。”赫尔贝克写道。
除了在战斗时士兵鼓劲，苏军政工人员的另一项常用技巧是一对一谈话，“到了晚上，战士们更愿意敞开心扉，政委就可以抓住机会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苏军第64集团军步兵第38师政治委员伊泽尔·雅岑伯格回忆说，他总是带着“鼓动皮箱”在战壕间穿梭，箱子里除了宣传用的小册子和书籍，还有跳棋、多米诺骨牌等娱乐用品，目的是“让战士们不再受到恐惧驱动，而是要让他们懂得，要凭借自己的政治觉悟战胜痛苦。”
投入巨大的政治鼓动，成功地让苏军士兵相信，比起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加坚定，而只有相信自己是在为更崇高的目的奉献的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当被俘的德军士兵纷纷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时，苏联人反而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
仇恨让我变成了野蛮人
政治宣传的作用固然不可忽略，但越是普通的苏联士兵，对“爱国主义”、“崇高理想”等主题相关的言辞提得越少，驱动着他们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拼死抗击一度占优势的德军第六军团的，更多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仇恨。
德军在苏联土地上烧杀掳掠，点燃了几乎所有受访者的怒火，“看到年轻女人、孩子被吊死在公园的树上，这一幕给我们的冲击太大了。”上校皮奥特·扎耶切夫斯基说，他对一个德军弃守的据点印象深刻——一具战友的尸体横陈在面前，右手的皮肤和指甲被拔光或撕掉，双眼被戳瞎，左太阳穴上有个烙铁造成的伤口，右脸则被易燃液体烧得变了形……。
即便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很多苏联人视德国为文化之国，对后者独特新颖的工程技术也相当钦佩，正因如此，接受“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调查的苏军士兵表示，在战场上与德国人遭遇时，对方表现出的残暴让他们深受震动。
一名审问过战俘的军官在记录中强调，德军士兵不断攻击平民，并且“盗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竟会毫无愧疚地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为苏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结果，“每个苏联士兵都极度渴望尽可能多地杀掉德国兵”，狙击手阿纳托利·契科夫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描述了他开枪杀死第一个敌人后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感觉糟透了，我竟然杀了一个人……但紧接着，我便想到了受难的同胞，开始无情地向德军开火，我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我杀他们！我恨他们！”接受访问时，契科夫已射杀了大约40名德国士兵，多数是一枪爆头。
复仇狂热遮蔽了对死亡的恐惧，但这种遮蔽总归是暂时的，电影《兵临城下》主角的原型、“苏联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累计消灭了242个敌人，他在战役结束后的一番话，却流露出不安和动摇：“你会永远记住，记忆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现在我的神经不稳定，还会不停地晃动。”他的一名战友则补充道：“在斯大林格勒待5个月，等于在其他地方待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