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刻本也称翻刻本。翻刻本是照所依底本原样翻雕，它除了可以改变字体以外，它如行款字数、版框大小、边栏界行、版口鱼尾等，都不能随意改变。因此，在著录古书版本时，对“翻刻”概念的运用，要严格掌握。在没有原底本对照审核的情况下，不能轻意用翻刻本的概念。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一书中提到：要影印古籍，必须先把古籍摄影，然后制版印刷。因此，在摄影术没有发明并传入之前，我国出版古籍是不知道用影印这个方法的。但当时也有类似的方法，即把一部古籍照样翻刻。这在版本学上有个专用术语叫“覆刻”，也可以叫“影刻”，有时也叫做“仿刻”。但“仿刻”这个术语用得似不够稳妥，因为只叫“仿”，自可不必力求逼真，不如用“覆刻”、“影刻”来得确切。
在明朝中叶,已有翻宋,覆宋的刻书风气兴起,如正德间苏州陆元大刻《花间集》,嘉靖间王元喆刻《史记》等书,就是例证.社会需求量大的重要古书可依宋本翻刻、覆刻,而需求不多或珍爱宋本又无力刊印的藏书家遂采用影抄的方法存留宋本原貌,这应当是"影宋抄本"产生的原因。
宋元时人刻书是否有用覆刻这种方法，因为流传下来的宋元本太少，无从比对，已难弄清楚了。明代则确有覆刻之事。有一部元虞集的《道园学古录》，是明景泰时刻本，但字体、版式完全同于元建阳刻本，前人定为据元刻本覆刻，并认为是用元刻印本直接贴到书板上覆刻。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明代前期，元刻本还不像后来那么珍贵，为了刻书牺牲一部元刻本不见得会怎么心痛。但正由于当时还不甚珍贵元刻以至宋刻本，所以刻书时不一定要求保存宋元刻本的本来面目，往往宁愿脱离宋元本的字体、版式而重新写刻一通。以后，明嘉靖本多仿南宋浙本，但只是仿其版式，其字体则比较规范化，没有刻意追摹南宋浙本的欧体字，所以不算覆刻。清初的写刻中有一种字体方劲的，颇有点近似南宋浙本，如张士俊刻的《泽存堂五种》就是其中刻得最精美的，而且版式也规摹宋本，但仍不是覆刻，最多只能算仿宋刻。
真正的覆刻本到清季才流行。最早是光绪初年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时在日本编刻的《古逸丛书》。本来，日本人覆刻宋元旧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有一部日本庆长时(相当于明万历时)覆刻的元至正丙午南山书院本《大广益会玉篇》，除纸张、装潢外，和元刻本简直难以区别。黎庶昌编刻的《古逸丛书》就是在版本专家杨守敬的协助下，选择流传在日本的宋元本、古写本请日本的木村嘉平等高手影写覆刻的，除笔道稍呈光洁外，较原本可谓十分逼真。此后，国内覆刻宋元旧本渐成风尚，清末民国初年的许多藏书家，如缪荃孙的艺风堂，徐乃昌的积学斋，蒋汝藻的密韵楼，张钧衡的适园，刘世珩的玉海堂，刘承干的嘉业堂，以及陶湘、董康等都覆刻了不少，或单行，或汇成丛书。其中在上海的均由擅长此道的刻工湖北黄冈人陶子麟奏刀，在北京则由琉璃厂文楷斋承办，覆刻的精美程度仅略逊于《古逸丛书》。
影印旧本古籍这项事业，就是在这种覆刻古籍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