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神君碑》俗称《白石山碑》。原位于河北省元氏县25公里的白石山上的白石神君祠。1974年由元氏县百货公司院内移至正定县隆兴寺内。1989年元氏县旅游部门经过多方求访，才于隆兴寺内访得此碑，于是年五月与祀三公山碑一起运回元氏县，重新移置在距县25公里的封龙山上，并建碑楼加以保护。
白石神君碑立于汉灵帝刘宏光和六年（183年）。系常山相南阳冯巡、元氏县令京兆王翊所立。碑通高2.4米（座已失），宽0.81米，厚0.17米。额题为“白石神君碑”五个篆字。碑文隶书，共14行，行35字。圆首，有额，无穿。有碑阴题记。碑阴为隶书，碑阴隶书与碑文同时所刻。碑文内容前为序文，后为颂铭。
此碑结法方正，字形稍长，用笔清劲，波磔明显，属于谨严整饬一路。对此碑是否为汉人所书，历来有争议，对其书法的评价也不尽同。宋洪适《隶释》云：“汉人分隶，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虽布置整齐，略无纤毫汉字气骨，全与魏晋间碑相若；虽有光和纪年，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清翁方纲认为；“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在汉隶中为最洁齐者。然风骨遒劲，似尤在《校官碑》隶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朗、唐人而概疑之。”万经《分隶偶存》以碑未有慕容前燕元玺三年（354年）题记，也认为“元玺去光和百七十余年，中间未必重刻。若元玺以后人，又必不肯并题名字摹之也。”郭尚先《芳坚馆题跋》说：“《白石神君碑》有疑为汉碑而后人重勒者，然观程疵书，清劲简远，则此碑断非晋人所为。汉人书原非一体可尽，即此碑结法，要自谨严也。”杨守敬跋云：“……余按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者，然亦安知非魏晋滥觞？”
对于《白石神君碑》，宋人洪适认为绝不可靠：“汉人分隶，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虽布置整齐，略无纤毫汉字气骨，全与魏晋间碑相若，虽有光和纪年，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
清人翁方纲认为未可妄疑：“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在汉隶中最为洁齐者，然风骨遒劲，似尤在《校官碑》隶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朝、唐人而概疑之。”
杨守敬又认为此碑水平甚低：“余按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者，然亦安知非魏晋滥觞?”
郭尚先又为之不惜百般辩护：“《白石神君碑》有疑为汉碑而后人重勒者，然观程疵书，清劲简远，则此碑断非晋人所为，汉人书原非一体可尽，即此碑结法，要自谨严也。”
作品之真伪莫辨、水平之高下莫测，这《白石神君碑》几乎成了聚讼纷纭的所在。一般说来，对某一客观作品作欣赏评价，本可以各执一见，但大致上总得有个水平线。低俗之作，无论哪个书家作何一种主体追加或阐发，低俗总还是低俗。《白石神君碑》竟能兼有“谨严”之褒与“最下”之贬，可谓一奇。
以汉隶总体上的堂皇气象对照，《白石神君碑》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它的取形方正.线条起伏过于刻板，横笔的波挑与捺笔的雁尾，几乎千篇一律同一动作.并无随机应变之妙。此外横竖转折，也概取方，规行矩步，非但缺乏汉隶中苍茫浑朴一路的神韵，甚至也未可以与汉碑中工稳一路如《史晨碑》等庙堂隶书在法则上相抗衡—《史晨碑》的隶法是规则中屡见活气，而《白石神君碑》却是点画拘谨.空有工稳的躯壳而无其血肉神采。即此看来，郭尚先谓其结法谨严，湛大错，只是小褒代贬，难以令人心服。
杨守敬在论其可能为“魏晋滥觞”一句之下，曾有一段分析，认为它之所以位居最下，是因为“且今所存魏晋分书，亦皆风骨棱峋，尚未庸俗至此。大抵书手有工拙，镌刻有高下，石质有佳恶，未可一概论也”。因此，他并不认为这是后人所为，作为汉刻并无问题，只是书手较差、刻工拙劣、石质又恶，遂至有此不足。但作为证据的理由也还是未见提出。倘要检此刻的症结所在，我以为关键是书手过于拘谨，将汉隶写成布如算子的唐隶，笔笔工稳，无所变化。而刻工又以此再作千篇一律的夸张，遂至气涣神消，仅存躯壳。倘若此碑置于巴蜀或滇贵，或还情有可原，身处中原河北，本是名碑如云的所在，有此劣迹，自然是令人屡屡生出品之想了。
虽然《白石神君碑》在技巧上无甚可取，不过在经过了上千年的风雨剥蚀之后，碑身屡经移置，而碑面也石花历历。因此倘观碑之中段光滑如新部分，未免味同嚼蜡，而如特别注意碑的前段多有残缺部分，却又觉得稍具灵动之气，未如原来的刻板拘挛之态了。其间的差别，我想大约也正是因为一有残剥，主体的追加便大有用武之地，至使整个感觉又获得了某种合乎逻辑的调整与伸延。
东汉《白石神君碑》碑阴
《白石神君碑》碑阳
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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