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崛起前的女真，大范畴上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建州女真，主体是建州三卫；一为海西女真，主体为扈伦四部，与蒙古人交往极多，比如叶赫部的贝勒就是蒙古人出身；另一为东海女真，也称野人女真，为山林中的渔猎部落。
严格来说，此时的女真（音为JuSen，诸申、肃慎、主儿扯惕、朱里真均为同音异译），只是明朝和朝鲜这样的文明国家纸上的文化、区域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更不是民族的概念。
直到努尔哈赤发动一系列战争，完成了对上述各部的征服之后，后金这个国家，以国家强制的力量推行满语和创制满文，并用八旗国家的方式粉碎旧的血缘部落和部落联盟，以诸子统带各旗，以臣仆为羽翼，方才建立了一个民族。
一
满洲作为民族的定型，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
席北即锡伯的另一个翻译，皇太极强调自己本民族原名“满洲”，不是“女真”，这个举动对于清朝的开国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味着自努尔哈赤时代开始的对灭亡北宋的金朝“攀亲戚”策略的终结。
《卓歇图》，旧传为五代作品，后根据辫发服饰考证应为金代画作
在努尔哈赤时代，国名建号“后金”，本身就是对“金朝”血胤传承的一种追述和宣示，而清朝皇族的姓氏，今天众所周知是“爱新觉罗”，也是类似的作用。
关于努尔哈赤的本姓，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因为在明朝和朝鲜的汉文记载中，他往往以佟姓或童姓出现，比如他的祖父觉昌安，在明人张鼐的《辽夷略》中被称为“佟教场”，而朝鲜的申忠一则写作“佟交清哈”。
努尔哈赤本人，也曾对朝鲜王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这个也可以理解，在《金史·国语解》中明确记载“夹谷曰仝”，仝、佟、童同音，明朝和朝鲜的翻译官们，又都使用的是金朝女真文的课本。
不过在女真各部间，努尔哈赤还是以“爱新觉罗”的身份出现的。女真有一个哈拉（hala）-穆昆（mukvn）的说法，哈拉（hala）在满语中意为姓，是所谓的“父系血亲集团”，哈拉下面又有穆昆（mukvn），它是在血缘的基础上掺杂地域因素后形成的“宗族”概念，可以被理解为“氏”。
努尔哈赤家族的肇祖猛哥帖木儿，在朝鲜史料中记载为姓“夹温”，也就是金朝女真的著姓“夹谷”，它的发音与觉罗（gioro）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作为建州左卫的后人，哪怕不是猛哥帖木儿的直系后人，他家的“穆昆”都是觉罗。
当然，仅《满洲八旗氏族通谱》里记载的便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阿颜觉罗、通颜觉罗、呼伦觉罗、察喇觉罗，为了彰显家族的尊贵和不同，就像蒙古的黄金家族一样，努尔哈赤称汗后，给自己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加了一个新的“哈拉”，就是“爱新”（aisin，意为金），在清朝，只有这一脉的才能称为宗室，也就是俗称的“黄带子”。
这个金，到底是金朝的金，还是黄金家族的金，其实并不重要，作为一个“创造”的产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即为其作为明朝的建州左卫指挥使，多年的“带路党”独立建国提供理论的、历史的依据。
中国历史上，实力贫弱的游牧民族往往会冒认强族之名，比如东汉匈奴衰微，鲜卑崛起，留在北方草原上的十万落匈奴人就“自号鲜卑”，同样，强大起来的部族，又会冒认祖先，以示自身的“正统性”，如匈奴刘汉政权的刘渊就自称汉朝皇帝的外甥后人，姓刘、称汉国。
到了皇太极时代，他对于乃父这种攀亲戚的行为兴趣就越来越不感冒。
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致信祖大寿称：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上文中所说的改族名更在之后，天聪九年，即后金君臣开始正式讨论入关可能性的时候：今四方威服，后患已除，无内顾之忧，宜直抵北京。
可见，此时后金政权立足已稳，对于内部的稳固，已经不需要假借“金朝”作为名号，“入关”这个更为宏大的政治目标，让皇太极对于明朝内部以宋金对抗为镜鉴的说法非常警惕，就想以强调自身和金朝并非一家来减轻敌意，进而完成由后金到清的进化。
事实上，清朝入关之后，一直高举着大清天下非取自于明，而是取自流寇的大旗，就是皇太极这种新统治思路的延续，当然，从更隐秘的心理角度分析，恰是皇太极本身没有努尔哈赤少年、壮年时代对大明臣服的经历，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自卑感带来的逆反心理，可以心安理得地进行政权的一部分汉化和合法性解释。
二
努尔哈赤的“心魔”是他曾经是汉人帝国的边疆臣子，只能通过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歧视来消解这种潜意识的恐惧和无力感，在他的晚年，八旗国家的组织形态就越发奴隶制化、蒙古化。
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主子”、“奴才”，其实正是八旗国家组织的残余，也是蒙元草原帝国主仆式君臣关系的遗留。
雍正朱批，马喀上折子请安称主子，还带了儿子一起，被雍正训斥“尔子如何到得请安，胡说之极”。要知道，在清朝称奴才也是一项特权，汉臣乱自称那叫邀宠
因此，就清朝而言，努尔哈赤的历史使命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八旗国家”，这个技能，他也是娴熟的。
正如“创造”了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对“女真”诸部完成征服之后，进行了打破旧部落界限的重新编组，成吉思汗是编为“千户”，用旧将为“那颜”，再将千户封给诸子，而努尔哈赤是编为“牛录”，提拔“牛录额真”，再将牛录划入八旗，封给兄弟、诸子统带。
那么，打破部落界限的最重要一步是什么？
信仰。
努尔哈赤破哈达、辉发、叶赫、董鄂、乌拉等部时，兵马先破“堂色”（即堂子），“掠祖像神器于贝勒马前。”（富育光、孟慧英《满族的萨满教变迁》，《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4期）
这个堂子里往往供奉着各个部落的祖先神，以及山川、名木、动物的神灵，毁弃其中一部分，吸纳其中一部分，类似于古罗马共和国征服强大民族之后将其供奉的神祗带回罗马供奉，是早期国家进行征服的重要手段。
之所以如此，在于当时的东北少数民族大多数已经进化到部落联盟（或者说叫酋邦）的时代。
最原始的血缘部落，即一家一姓的聚居，在金代“猛安谋克”制度和元代“万户”制度之下逐渐被破坏，越是与汉人聚居区接近的女真人，其生活方式汉化的越明显，组织结构的进化也就更明显。
比如建州女真的前身，“胡里改”、“斡朵里”等概念都从血亲部落过渡到地缘部落，“斡朵里”就先为黑龙江下游的地名，等到明朝前期，在李朝史料中，可以看到迁徙到朝鲜北部咸镜道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是“混族而居”，一个耕种村落中往往会有三、四个族群居住。
此时，聚集这些原本的“地域部落”认同感的，既不完全是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也不完全是生活的地域，而是共同的神灵信仰，因为这些神灵本身就带有区域性，祭神的祝词，往往也承载着追述本族、本部落历史的责任。
努尔哈赤的新政权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摧毁这些小范围的认同，而代之以大群体的认同，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同样也标志着建州、后金政权虽仍嫌简陋，却已具备国家的雏形，如果拿来和中原王朝来比较，起码已经达到了西周灭亡商朝之后所建立的制度水准。
到了皇太极时代，则仿照汉制，逐步从诸贝勒手中收权，再经过多尔衮、顺治、康熙前期对各旗旗主的权力进行了全面压缩，清朝残存的草原帝国政治形态基本消弭殆尽，在明朝的制度躯体上，快速进化为一个更有效率，也更具侵略性的中原王朝。
三
在“创造满洲”的过程中，八旗这个政治、军事组织是基础，满洲这个宗教、文化的“民族”则是结果。
各个部族的“堂子”在征服战争中被毁灭掉，一部分神仙，被请到了“爱新觉罗”自家的“堂子”集中供奉，先是在佛阿拉、赫图阿拉这两个旧都，后来迁到了沈阳，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就开始营建，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落成，不过，努尔哈赤八月就病死在叆鸡堡，基本没用上。该实物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后，
到皇太极时代就比他父亲更进一步，在确认族名更改为“满洲”的第二年（崇德元年），他下令：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会典》）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整个“满洲”族群的祖宗和神仙，只许拜我家的，由我们一家子皇帝、亲王、贝勒，带着你拜。
待到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之后，祭祀仍循昔日之制，也在北京建了堂子。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吴振棫《养吉斋从录》）
“进堂子”即使在“满洲”内部，也有明确的身份区分，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人等只能在各家院内，向南以祭。
以上这些，都说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由“家祭”、“部落祭祀”走向“皇族—八旗祭祀”的过程，是由权力和武力强迫完成的， 整个“族群”的建构，也是由八旗内部权力强迫完成的。
八旗旗帜铠甲示意，注意哈，图上的棉甲其实也是从明军那儿学的，不是什么生造出来的
不但如此，当年，他还规定：凡人祭神、还愿……宰杀牛马骡驴，永革不许……今后许绵羊、山羊、猪、鹅、鸡、鸭还愿祭神……母猪不许杀，若杀，卖者问应得之罪，仍赔猪入官。（《清太宗实录稿本》）
崇德三年，宁塔海牛录下苏拜因三次拜神家财荡尽，经查问，苏拜夫妇判死罪，连累之人受贯穿耳鼻之刑，以及鞭笞。
在八旗体系内，祭祀贡品是要听从规定的，拿私财祭神也是受管束的，作为组织中的人，不存在相关的自由权利，这也印证了上述八旗国家享有对属民祭祀、宗教信仰的绝对控制权。
换个易懂的说法，在清朝，宗教、民族问题，都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四
看到这儿，有人要问了，你说了这么多，怎么感觉离题万里？
因为上面那些都是为了说明一个结论：满洲是爱新觉罗家族在建立和扩大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民族，而不是对一个已有的女真民族的重新“统一”。
网友绘制的明清男子发式的变迁，如图所见，清代近300年间，剃发的传统本身就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而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们，只能说是在金朝的声教所及范围内。
比如乾隆皇帝的说：盖我朝在大金时，未尝非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为我朝之臣仆。（《清高宗实录》）
《清皇室四谱》的说法更确切：为金别部。
别部，就是并非金朝女真国族的主干部分，而是以册封或者朝贡方式独立存在的附庸部落。
清朝历代皇帝承认的“肇祖”，在明朝受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其统领的部落就叫斡朵里部，即元代在松花江地区设置的斡朵怜万户，他是由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引荐，臣服于明朝的，而阿哈出的部落，则是元代的胡里改万户。
在金朝，胡里改虽然属于大的女真范畴，却一直被单拎出来说，属于一个具备独立性的部落联盟，斡朵怜部与其同处三姓地区（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严格来说，也不属于金代女真的核心圈。
到了明朝初年，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已经南迁到鸭绿江东岸，却遭到不断北上侵吞明朝土地的朝鲜李朝挤压， 最后定居在今天的东北地区。
也正是由于朝鲜李朝的北上扩张，保留了不少关于斡朵怜部的记载，比如：
（斡朵怜部）本无法制、禁令。（《朝鲜李朝实录·成宗》）
（首领）与同类杂处，管下之人不得役使，与寻常人无异。（《朝鲜李朝实录·世宗》）
具体来说，就是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和社会结构，所谓的万户、猛安，其实根本就是个虚名，从他们在战争出动的人力规模来看，各个部落的动员效率也非常有限。
但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不得不提，就是这样一个退回了部落公社形态的族群，竟然在元明之际保留了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而且延续时间非常之长，比绝大多数的“同种”都长。
《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九年（1444年）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鞑靼字。”从之。
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明朝有规定，与女真诸卫的往来文书用女真文书写。所以，在一本名为《华夷译语》的书中，保留了79篇明代女真各卫用女真文起草的朝贡表文，从永乐年间一直延续到了嘉靖年间，过往被称为女真文字广泛保留在东北的实证。
然而，根据金光平、金启宗的研究，这些来文，应该都是女真各卫贡使贿赂四夷馆代拟的，因为内容明显是先拟好汉文语法，后用女真文堆砌的“西贝货”，完全不符合女真语的语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朝规定朝贡必有表文，无表文则不收贡品，自然也就没有丰厚的回赐，说到底，是为了钱……
这里要说的是，在“四十卫”不识女真字之后近20年的天顺六年（1462年），建州卫李满住用女真文致书朝鲜王，这不是为了朝贡，可见至少建州卫还是有女真文传承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差，根本原因，应该是建州卫自纳哈出至李满住，嫡脉一直传承，这个首领家族上溯过去是金朝的“国姓”，金世宗完颜雍的后人，进入清朝，其投靠努尔哈赤的零散后裔也大大方方地姓着“完颜”。
类似的还有建州左卫的蒙哥帖木儿，一直到董山，嫡脉传承清晰 ，在明朝卫所官的册封中，清晰可见一代代的世袭关系。
但是21年后，成化十九年（1483年）朝鲜人再问建州卫使者有没有识字的人，回答已经是：朝鲜文字或有不知，蒙古书则多有知之者。（《朝鲜李朝实录·成宗》）
直白地说，女真文已经忘了。（此后，朝鲜给建州三卫的文书中，除了只剩下礼仪作用的女真文本，还会备上一份蒙古文本）
五
这种情况倒不是把文化就饭吃了，而是因为在成化三年（1467年）、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朝和朝鲜发动了三次对建州左卫、建州卫的大征伐，大量杀戮了两部的青壮年。
成化三年（1467年），明军大破反复引蒙古入寇的建州左卫董山（也名董仓）及建州卫李满住所部，擒斩1500余人，董山、李满住及其子被击毙，两卫嫡脉自此断绝。
成化十五年（1479）明朝再次对建州卫实施讨伐，抚宁侯朱永奏捷汇报战果如下：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
在成化十五年的“丁亥之役”中建州卫、建州左卫均受到毁灭性打击，建州各卫“遁逃穷困”。曾经煊赫一时的李满住家族和董山家族都淡出了中、朝史书的视野。
此后，建州右卫崛起，待传至王杲（也称阿古都督）的时代，和明军李成梁部互有攻伐，他的亲家，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觉昌安和塔克世，这两位是以“带路党”的面目，出现在明朝对其亲家的讨伐之中，甚至持续到了王杲之子阿台的时代，直到被明军误杀。
紧接着，努尔哈赤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李成梁的扶持下当上了建州左卫指挥使。
需要注意的是，李满住、董山到努尔哈赤确定无疑的曾祖、祖、父的时代，足有50年的空白。
建州左卫在董山被杀之后一直默默无闻，按照清朝官方解释，皇族的祖先福满在苏子河畔守着几个村子，享受着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尊荣，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
但是，他们真的是猛哥帖木儿的后人吗？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记载：（万历三十三年七月）如许酋罗里、忽温酋卓古等，往在癸巳年间相与谋曰：老可赤本以无名常胡之子，崛起为酋长，合并诸部，其势渐至强大，我辈世积威名羞与为伍。
朝鲜史料称努尔哈赤为老可赤或老乙可赤，叶赫部为如许、贝勒纳林布禄为罗里，乌拉部为忽温、贝勒布占泰为卓古，这里说的是万历三十一年九部联军进攻建州时，扈伦四部（海西女真）讨论的话，指出努尔哈赤本身是一个无名的女真小头目之子。
在这些敌人可能的“诋毁”之外，是董山到福满之间的时间空档长达数十年，也就是成化大征伐之后，原本的金朝贵族血裔家族渐渐籍籍无名，同时消失的，还有这些贵族所掌握的女真文之类的上层文化，到了努尔哈赤的时代，文化断层只能通过借用蒙古文来修补。
如果真的如清朝官方记述一般，努尔哈赤的家族是猛哥帖木儿这样的贵族后裔，且长期安居并未断绝传承，怎么会连本族文字丢得一干二净，就连详细的家族史都追述不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爱新觉罗家族或许属于建州左卫的遗民，因此冠以“觉罗”的“穆昆”可以理解，但与猛哥帖木儿的血脉传承是否成立，仍待存疑，毕竟在嘉靖朝之后，建州卫、建州左卫的指挥使职务，已经很难确证为纳哈出、猛哥帖木儿的直系子孙在承袭。
更大的可能是，信奉拉一派打一派的李成梁，将“无所属”的敕书交给了“恭顺”的努尔哈赤，作为扶持这个“带路党”后人的一项风险投资，只是没想到他做得这么好，玩儿得这么大，最终把大明的江山都赢过去了。
至于说努尔哈赤以爱新觉罗家族为圆心构建的八旗国家，乃至于他儿子依托八旗国家权力所重构的“满洲”民族，究竟和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有什么关系，三解只能引述一篇关于金代女真语与满语之间关系的论文的结论：女真语和满语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不能简单定论满语从女真语继承而来。（哈斯巴特尔：《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08年第2期）
同理，虽然金朝女真在前，清朝满洲在后，活动区域也看似重合，早期的部族首领也有传承，但在成化大征伐之后的数十年间，建州女真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外族混入，或许是屌丝逆袭，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
正如李氏朝鲜的史料《通文馆志》记载：女真学旧有国典所载讲书，而与清人行话大不同，清人听之者莫解。
鸡同鸭讲？短短50年间，鸡怎么就变成了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