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光义 资料图
而今迈步从头越
公元1988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9周年之际，三军将士统一换上佩戴军衔的崭新军服。从电视屏幕上目睹此情此景，时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的姚望激动不已，当即电话指示《北京青年报》一定要搞好宣传。
如今回眸21年前实行的军衔制，人们欣喜地看到：作为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已经载入人民军队的辉煌史册，并对军队今天和未来各项建设产生着深远影响。
正规化呼唤告别“四不像”
“您是什么军衔？”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军一个代表团抵达美国，美方接待人员问代表团团长、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意思很明白：我们按什么规格接待您？怎么回答呢？1955年他获授少将军衔，可30年过去了，我军取消军衔制已20余年。无奈之下，美军只好给这位尊贵的客人估计军衔——算“四星上将”(和平时期美军最高军衔)吧。
这次出访代表的一个深刻体会是：没有军衔，不利于国际交往。
军衔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979年，在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中，狭窄的国防公路上坦克车、装备车、运输车和步兵队伍拥挤在一起，被堵在十字路口，黑压压一片……“部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站出来？”首都北京，电视屏幕前的老将军们动怒了，可马上便意识到：一样的服装和徽章，部队之间又没有隶属关系，谁来指挥？
现实唤起了老帅和将军们的忧思：还是要实行军衔制！
历史上，我军也曾遭遇“尴尬”而采取“变通”之策：1946年，为了参加军调处工作的同志便于与国民党和美军打交道，中央临时授予叶剑英中将、陈赓少将、符浩上校等军衔；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到苏联，同样破例为他定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