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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古今中外,对迁都都是什么看法?

2018-06-19 17:23    

过去几十年里,像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德国、哈萨克斯坦、韩国、缅甸等国家都有迁都的经历。如果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对迁都问题做系统梳理,将涉及五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为什么要定都北京?二是,今天的迁都派有哪些理由?三是,单峰化的最高权力空间分布;四是,往哪里迁?五是,到底怎么迁?

历史上为什么要定都北京?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们选择定都北京是否有合理性,和当下中国是否存在迁都的必要性,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很多人在讨论时经常会混为一谈。比如很多支持保持现状不变的人认为,开国王者都是雄才大略之人,他们的眼光难道会差?在这部分人群看来,只要确凿了定都北京的历史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下迁都的必要性。

经典论据就是国防(角度)。北京捍卫者们提出,明朝永乐皇帝之所以从南京迁都北京,是因其洞察到了华夏政权的地缘威胁一般都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定都北方,打造阴山-燕山的防线(从粮草供应链到兵马部署),是一种自带进攻属性的防御策略。把身家搁置在北方,有利于皇族们带着危机感生存,并采用更均衡的视野去治理国家。

今天的迁都派都有哪些理由?

上面讨论的是自元代以来国家定都北方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显性、隐性的代价。接下来切入正题,就当下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真的必须迁都吗?回看近些年世界迁都的国家,其理由无外乎四种:一是,距离敌对国过近(国防);二是,大城市病爆发(环境);三是,平衡区域发展(经济);四是,地震威胁(灾害)。

中国有没有敌对国?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不同政治立场和情感偏好的人,可能会给出迥异的答案。

中国,早已不是晚晴时那个极度贫穷的农业国了。像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紫禁城类似的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不会再发生,因为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我们正在成为别人眼中的“列强”。简而言之,笔者不认为中国当下需要因为什么国防理由而迁都。

美国人从来没考虑过把首都迁到内陆地区甚至落基山脉一带,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强者的思维方式,强国的国土安全靠的是实力而非高山大川,他们是自信的,中国也应该自信起来。即使迁都的决策最终成立 (非国防压力所带来),那么同理,地缘问题也将不构成任何城市候选新都时的短板。

回顾近现代世界史,因为国防原因迁都的国家有三,1923年的土耳其;1970年的巴基斯坦;以及2005年的缅甸。共性有二:一是,首都从滨海城市搬迁往内陆地区;二是,总体上是主流文明之外的后进国家,这些年来发展得并不如意。

以土耳其为例,一战后巴尔干领土全部丢失,只有伊斯坦布尔周边一小片,和敌对国希腊相距过近,再加上凯末尔的军事力量以安卡拉为根据地,以及旧都伊斯坦布尔存在诸多不可控因素,其迁都决定合情合理。

北京有没有“大城市病”?

所谓大城市病,是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突破环境承载力极值后,城市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一系列症状,而探究背后的深层次成因,不外乎生态底子薄弱、政府规划不当、资本开发失序等方面的共振。实事求是地说,北京身患“大城市病”的病灶显而易见。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水资源是分类指标里媒体曝光程度较高的,让我们从这里入手,一窥北京的状况。

先看过去两年的交通拥堵排行榜。1月10日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布了《 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国内前十大堵城分别是济南、哈尔滨、北京、重庆、贵阳、深圳、昆明、杭州、大连、广州。济南是晚高峰堵车之王(市政工程建设影响),哈尔滨是早高峰堵车之王(道路规划严重不合理),北京排第三。

而2015年的十大堵城分别是北京、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广州、上海、深圳、青岛、重庆。其中北京实行了3次单双号限行(全国最多),高峰拥堵延时指数2.06(驾车出行的上班族通勤要花费畅通下2.06倍的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平均车速22.61公里。有趣的是首都2016年的交通延时指数其实比2015年还高,相对排位却从2015年的状元跌至次年的探花,原因就在于其他城市的恶化更为严重。

还有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中国是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最后英国以伤亡523人(阵亡69人)的代价造成了清军22790人的伤亡,取得大胜。两年后的《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照理说,日本类似的事件是1853年的黑船来航,到1854年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才与江户幕府签订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比中国晚了十多年。为什么满清比日本早那么多时间受到西方冲击,却持续积弱,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却能奇迹般地成为一个新晋强国,并先后在1895和1905年击败体量比自己大那么多的清朝和沙俄?

有观点认为,镶嵌着海洋基因的海滨城市东京,比之内陆古城京都更称得上国家福地。当中国的顶峰人物还在奏折中细细揣摩下级官员们所谓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究竟为何时,日本的天皇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用自己的肉眼看到了列强的船坚炮利。他们闻到了太平洋上变幻莫测的海风,有了深入骨髓的清醒,这是一个非图强不能求存的时代。整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就此强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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