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讲的是东郭先生把慈爱之心用在恶狼身上，结果险遭厄运。这个故事先是出自《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明代马中锡将其写成《中山狼传》并放进《东田集》，让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可惜在事实中，善良的中国人却没有吸取教训，一而再，再而三的吃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时期，邻国发生天灾，我国慷慨相助，却被反咬一口，上演了现实版的寓言故事。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地震。这次地震的破坏性确实很大，震级达到了7.9级（后来测算为8.1级），离日本相距千里之外的澳大利亚悉尼天文台地震仪的记录笔突然发疯一样大幅摆动，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5亿日元。
此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正闹得很僵，起因是旅顺、大连是本由俄罗斯强租，租期25年，而日本通过日俄战争获胜后，继承了这个租约，不过也应该在1923年到期了。这时候，中国上上下下达成共识，一定要收回这两个军港城市。但是日本则借口与袁世凯签订过协议，仍然不肯放手。
为此，在官方，中国政府对日本强烈抗议，民间则成立各种组织，实施对日经济绝交。他们提出：不仅仅是抵制日货，还要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
日本的经济严重依赖于中国的消费，经济抵制马上让它受到重挫，对华出口大幅萎缩。但是日本人的态度强硬，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政府不做半点妥协，另一方面他们竟然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
可想而知，当时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但就是这种情况下，善良的中国人民马上达成共识，要把抵制日货与帮助邻国度过难关区别开来。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就表示：“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其实这一年的中国政局非常不稳，大总统黎元洪被曹锟驱赶，总理张绍曾也跟着下野，暂时摄政的是内务总长高凌。但是，为了帮助日本，当时中国政府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效，他们通过了援日救灾的五点决议：命令驻日代办、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立即先行拨付20万元救灾，并且发动各省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中央一起应对灾情，同时派遣商船满载粮食和药品前往日本。
这时候中国上上下下的各党派，曾经纠纷不断，却不约而同的向日本伸出援手。处于在野状态的孙文“大元帅”也立即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表达自己深切慰问之心。他在日本流亡多年，有很多日本友人，当天他就致电致信十余名日本朋友及家人，表达自己的关心。
已经下台的段祺瑞，成立了“救灾同志会”；正在天津的梁启超也利用自己的声望，号召“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连已经赶出皇宫的溥仪，靠变卖文物度日，都捐出了30万美元。
不仅如此，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梅兰芳、杨小楼等京剧大师举办义演筹款，上海书画协会拍卖保存的珍贵书画作品来赈灾，甚至连唐伯虎、刘墉、吴昌硕的作品都被拿来拍卖了。很多城市的小学生都成立了“募捐队”，他们不仅捐出自己的零用钱，还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感人。
当时的北洋政府，劝说全国人民抛弃甲午海战以来对日本的成见，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救助日本人民，导致地震前的以抵制日货为核心的“经济绝交”无疾而终。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各界人士为此次的关东大地震募捐款达到了500万美元，还不包括各种援助物资。
然而，中山狼马上出现了，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有人散布 “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日本政府借此机会屠杀革命党人和侨居日本的朝鲜人、中国人。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700多名中国人遇害。
这还没完，时隔八年之后，恢复元气的日本人从地震的阴霾走了出来。危机意识让他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发动了“九一八”事件，进而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他们并没有满足，又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由此爆发。在善良的中国人看来，这只养不熟的中山狼，终于露出了他的獠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