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随后的欧战，给国民政府联合英美苏共同对日的抗日外交战略带来重大变数。国民政府主要顾虑英美法与苏联关系进一步逆转以及它们改变对中、日的政策。经过对大国关系走向的反复研判，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坚守抗日外交战略，并基于对苏联和美国分别作为中国之大患和世界大战结局的决定因素之判断，确立最坏情形下将弃苏而联美英之底线。值此国际变局，国民政府苦撑促变，并对英美苏积极施加影响。德意日结盟后，中美英苏逐步走向联合。抗日外交战略的最终实现诚然与英美苏德日诸国的战略选择有关，但国民政府的坚守也至关重要。
1939年8月23日，当时仍与英法谈判的苏联忽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下称《苏德条约》）。诚如法国殖民部部长孟戴尔所言：“苏德条约意味着国际局势中的一次根本变化。”它加速欧战爆发，并与欧战一道使英美法苏德日诸国的关系更加变幻莫测。直至德意日结盟，诸大国的分化组合才基本定型。对早已确立联合英美法苏共同对日的国民政府而言，这是重大的国际变局，原先的外交战略面临新的变数。蒋介石当时的反应是“俄德不侵犯条约无异互助协定，国际形势为之大变，于我之为利为害，要在吾人能善处之”。
对国民政府因应此变局之外交，前人已有不少研究。但他们未将从苏德缔约到德意日结盟这一诸大国分化组合尚不明朗的时段，视为一个特殊且完整的时期，更未在抗日外交战略的框架下考察国民政府对英美苏的外交。举其要者有鹿锡俊《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鹿锡俊：《蒋中正对1940年夏季国际危机的因应》,台北《国史馆馆刊》2011年第29期；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鉴于此，本文拟将国民政府对英苏美的外交因应置于上述国际变局下进行系统探讨，揭示国民政府如何在变局中坚守抗日外交战略，为解读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提供新思路。
一 国际变局与国民政府对坚守抗日外交战略的考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深知日本的扩张日益严重威胁到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因此积极寻求联合列强共抗日本。1938年中，国民政府形成更明确的抗日外交战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指出：“德、意现已决定联日，其势已无可挽回，我国今后外交方针，应重新改订，与英、美、法、苏联结。”尽管此后英美法苏并未共同采取积极的援华行动，国民政府也没有改变联合英美法苏共同对日的战略构想。蒋介石提醒自己对英美法苏“应积极运用”，并对英法苏莫斯科谈判寄予厚望，电令访苏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英苏交涉时“请俄当局勿忘远东……望能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具体之合作”。
然而，《苏德条约》与欧战使列强的分化组合变得扑朔迷离。英美法与苏联矛盾重重，彼此关系是继续恶化甚至开战，还是好转乃至合作?英美法是进一步援华制日，还是因抗德防苏而对日妥协?苏日是继续敌对，还是转向妥协甚至合作?上述大国关系的走向以及中国还能否联合英美法苏共同对日，国民政府实难预料。
虽然蒋介石向各省军政首脑断言，苏德缔约使日本“弱点尽露，举世共弃，已为不可逃之命运，此实于我抗战全局最为有利之一点”，但这只是蒋出于鼓舞士气的一厢情愿。相反，“这种看法有许多人不相信”，以为没有这样简单乐观。
《陈克文日记》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第472页。诚如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所忧虑，英法与苏联都可能采取“牺牲中国”之方式联日以对抗对方。苏德缔约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迫使国民政府必须谨慎审视原先的外交战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指出，外交政策需要重新审查、讨论和调整，“才能适应事态的新发展”。
是否坚守抗日外交战略，是国民政府在变局中面临的首要问题。部分要员对坚守抗日外交战略产生动摇。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认为，此时存在苏德日极权集团和英法美民治集团，“中国宜向苏联请转向日商远东和平、中国主权独立，如不能成，继续抗战，求苏协助……相机加入民治集团”。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的《本会意见》也称，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日苏妥协及德意日苏联合,可由蒋介石密派亲信或党部要人分赴德苏“以资连络邦交,并访采各国实际情形”。这类意见均主张改变抗日外交战略，并将《苏德条约》和欧战影响下的国际变局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不过，大部分国民政府要员仍倾向于坚守抗日外交战略。军事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力主“不可变更立场或放弃英、法、美诸国之友谊”，得到蒋介石赞同。蒋认为“如果运用得法，以我为中心，使英美法苏在远东共同一致对日之意图，或能实现”。他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宣告，抗战的目的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的态度举足轻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判断日本“颇难与英法或俄国合作”，中日战争终须靠国际力量解决，这种判断正是此类主张之依据。
在此政策检讨阶段，国民政府基本仍立足于抗日外交战略进行外交活动。唯一明显不确定的是有关和英法结盟的问题。同英法结盟本是实现抗日外交战略的重要途径，蒋介石也极力推动，但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却颇多分歧。虽然“首先大家想表示与英法一致，但恐因此而得罪了苏俄，因苏德关系尚未能看得明白、清楚”。国民政府最后决定对英法波兰表示同情并愿以人力物力相助，但不参加欧战。
如此婉转的表态既示好英法，又不开罪于苏，反映出国民政府维护抗日外交战略的苦心孤诣。
最终，国民政府内部基本达成坚守抗日外交战略的共识。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确定外交政策“自当本一贯不变之方针……继续加强与美、苏、英、法等各友邦之合作，以促成各国对远东之平行行动，使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国抗战之发展”。国民政府要实现抗日外交战略，首先要防止英美法苏一国或多国与日妥协甚至合作，进而促成四国在远东局部联合。同时，出于对“苏德日联为一阵，与英法美对峙”的忧虑，国民政府亦须慎重处理“联英美法”与“联苏”的关系，不得不思考在最坏情况下，即苏联与英美法发生冲突时应坚守的外交战略底线。
二 软硬兼施拉拢英国
20世纪初，当时疲于应付德国挑战的英国为同时保障远东利益，曾于1902年与日本结盟以牵制俄国，该同盟直至1921年才被废止。苏德缔约后，英国又陷入抗德防俄的困境，也可能迫于形势对日妥协甚至重建英日同盟。英国长期执列强之牛耳，此时法国的外交又相当程度上追随英国，故国民政府极力防止英国对日妥协尤其是英日同盟复活。
国民政府迫切探询英国远东政策的动向，以便在对英外交上有的放矢。外交部急电驻英大使馆称，“倘欧战发动，日本利用时机拉拢英国，而以不助我抗战为条件，英方是否迁就……殊为我方今日最关心之问题……务希与英政府密谈……勿牺牲中国而与日本妥协”。此担心不无道理，蒋介石不久后就接到密报，英法“将与倭寇妥协，而望我和平”。
为促成英国最终与中国联合对日，国民政府既向英国晓以利害，力求打消其对日妥协的念头，又积极试探加入英法阵线的可能性。欧战迫在眉睫，蒋介石电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设法防止东京会议、英日同盟复活。蒋让郭告诫英国，英日妥协将促成苏日妥协，以致德意日苏联合对英；相反，英国如不妥协，“美、俄必皆赞成”。这固然是为增强英国对抗日本的信心和决心，但也反映出蒋相信英美苏值此重大变局仍有可能联合对日，这是他决定坚守抗日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欧战初，蒋介石急令郭泰祺向英政府了解英法“能否固守国联盟约会员国之立场”并履行国联所有对华决议，同时探询英法若与日本冲突，“希望与中国如何互助合作”。中英法同为国联成员，国联有制止侵略的盟约义务。英法对中、日的政策只有固守《国联盟约》，中英法联合对日的政治基础才能存在。进入1940年，日本日益严重威胁到中国西南运输线的安全与英法的远东利益。基于共同利害，国民政府半年多来“迭向英、法及越南当局提议联防”。由于意识到“苏德联好，欧局甚危。远东事，英、法势难兼顾，尤赖美国支持，亦非有美国明确表示，不易使英不向日迁就”，国民政府在对英法外交上亦注重寻求美国介入。欧战前夕，蒋介石请美国大使詹森向罗斯福转达他诚挚的请求，希望美国能主动警告英法不要试图通过恢复英日同盟来让日本来保障它们的远东利益。当英国受日本逼迫而同意暂时封锁滇缅路时，国民政府急切表示“甚盼美政府能速有一切实与英合作之计划表示于世，不但英国无所借口以屈服，而暴日亦必知畏而敛手”。虽然美国在阻止英法对日妥协上不太积极，但每当发现英法有对日妥协的举动，国民政府也只能一再请美国干预。
国民政府也利用英国欧亚两难兼顾的窘境，不失时机示以强硬。如1940年初，孔祥熙对英国大使表示“中国亦可亲俄、亲日，派兵攻印度，或赴德”。国民政府的要挟性表态与其说是预留联德亲日的退路，毋宁说是旨在警告英国切莫在对日妥协上突破中方底线。此类表态虽充满弱国外交的无奈，但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在涉及中国利益问题上，英国之对日妥协不得不有所节制，顾及中方感受。当英国决定暂时封锁滇缅路时，丘吉尔为避免中国反应激烈而致电蒋介石，表示确信蒋在滇缅路事件上对英方困难“极为了解”，并保证英方不强求蒋接受“违反贵国利益或贵国政策之和平”。由于实力衰退与所处国际环境的恶化，英国在1934年已初步形成在远东绥靖日本的外交决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因国力虚弱，无法促使英国根本改变绥靖日本的政策，但其刚柔相济的对英外交既让深感日本威胁的英国日益重视中国的战略价值，又使英国在绥靖日本时尽量不触及中方底线，从而推动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战略的实现。
三 联苏与防苏并举
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出于援华制日以保障安全的战略目的，曾三次对华提供信用借款，中苏形成事实上的抗日联盟。基于苏日矛盾尖锐的研判，国民政府极力寻求苏联对日作战。苏德缔约后，国民政府也很担忧苏联全球战略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变动。此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因暂时在反对英美法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上利益趋同，德苏日一度都有“德意日苏四国联合”的战略构想，并付诸尝试。
随着苏联对援华制日渐趋消极，国民政府对苏日妥协的担忧与日俱增，并敏锐发觉苏日之间出现的德国因素可能带来不利影响。苏联在诺门坎战役中取胜却接受日本停火要求，促使考试院副秘书长王子壮改变苏联不会轻易与日本妥协的判断。他联系苏联对德缔约、联德瓜分波兰等现实，推测苏联“逐渐联合德日有共同对英之企图”。在相继获悉莫洛托夫于最高苏维埃第五届临时代表大会上批判英法并表示希望改善日苏邦交的演说与日本对此表示欢迎后，蒋介石先是痛斥苏联“诱引倭寇，使加入其集团。于是左倭右德，以佐其称霸欧亚两洲之势”，进而忧虑“美、英、俄在远东合作之念，可以断绝乎？”要实现抗日外交战略，国民政府须竭力稳住苏联。
国民政府为了在对苏外交上对症下药，亟须探明苏联的政策动向。苏德刚缔约，蒋介石即令驻苏大使杨杰和孙科于此“中苏外交与军事之重要关头”暂驻莫斯科，待苏联政策明朗后再返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向杨杰表示，“苏联援华为已定政策”，在可能范围内必一如既往竭力援华。但莫氏对欧战立场问题却模棱两可，先是称苏联“不愿助德以反英法波，亦不愿助英法波以反德”，后又表示苏联必将履行苏德经贸贷款协定“所规定者”。对于莫氏的表态，国民政府不仅不能感到丝毫释怀，反而更忧心忡忡。因为在英法对德实行海上封锁之际，苏联以履行商约为由对德提供战略物资实乃变相援德，这是英法与苏联对立之核心症结。法国副国务秘书里贝告诉驻法大使顾维钧：“问题不是苏联是否会对法、英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它是否打算向德国提供必需的物资……这将直接帮助德国打破法国和英国的封锁，而法、英是指望以这种封锁来迫使德国屈服。”苏联的欧战立场与远东政策看似独立，实则密不可分。苏联只有对欧战保持真正中立，它与英美法在远东联合的可能性才可能继续存在；一旦苏联助德作战，必将与英美法处于敌对甚至开战，并迅速对日妥协乃至合作。质言之，苏联的欧战立场和远东政策关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战略的实现程度与取得抗战胜利所需的代价。故蒋介石急令孙科向斯大林探询苏联的远东政策能否与英美法一致及对欧战是否中立到底，“甚望苏俄能密以告我”。
国民政府力劝苏联不可对日妥协合作，而应在远东联合英美，要求维持援华并协调外交。针对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五届临时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蒋介石约见苏联大使潘友新，指出日本将借助苏联对日缓和来“抬高对英、美的讨价”，迫使英美妥协并与日本达成反苏阵线，并希望苏联能与美国在远东政策上一致。由于苏联极具投机性，蒋介石在德意日结盟、“抗战的必胜形势已定”后，还不敢对苏联掉以轻心。他专门致电斯大林，声称三国同盟将使日本甘冒更大风险而严重危及利害相同的中苏两国，希望中苏保持外交方针一致。斯大林的复电并未对三国同盟正式表态，蒋仍复函称日本必为中苏之共同敌人，这是他“接诵尊函后所得明确之信念……甚望时时赐教”。。蒋如此客套恭维，意在渲染日本对苏联之威胁，维持苏联援华并打消其加入轴心国的可能。显然，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最低要求是，即便暂时无法与英美合作，也应继续援华并协调外交。
由于苏联侵略芬兰，国联就是否开除苏联进行投票，中国投了弃权票，被逐出国联的苏联因此迁怨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努力修补和维系中苏关系，于1940年5月派邵力子任驻苏大使便是重要举措。如《大公报》社论所分析，邵确实是当时维护和发展中苏关系“最胜任之人”，有可能在“巩固及发展两国之未来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渐趋恶化及苏联掌握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权亦有清醒认识。是年1月，蒋介石明确告诉特使贺耀祖，“此后是否照常履行接济，当视苏俄之诚意，与其对我外交政策是否有改变而定，其关键在彼而不在此”。其实，国民政府即使因抗日而有求于苏联，对苏也深怀戒备。在诸多国民政府要人的根本认知中，苏联本质是中国之患，蒋介石早就认定“最后最大之敌乃在苏俄而不在倭寇”。全面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极力寻求苏联援助，徐永昌却提醒蒋“俄人可虑之阴谋，举十三年可以证明”，意在告诫蒋在联苏制日时须警惕苏联干涉中国内政，扶持中共从而危及国民党政权。苏德缔约后，苏联在国际上翻云覆雨和对中国的骄横，加深了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戒心和敌意。蒋介石后来怀疑苏联操纵“中共在我国内以制我，怂恿倭寇向南发展以困我”。苏联本质是中国之患这一认知的强化，对国民政府确立抗日外交战略底线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国民政府而言，对苏外交是其最终实现抗日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在中方努力下，1940年，中苏关系尽管恶化却不致破裂，苏联对华援助尽管大减亦不致断绝。
四 首重美国和抗日外交战略底线的确立
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在1938年最终确立外交首重美国的方针。诚然抗战以来，国民政府愈发重视美国，但“首重美国”之最终定型应迟至苏德缔约后。由于英法已自顾不暇，苏联态度又难以捉摸，国民政府认定在现时条件下，唯有置身事外的美国有实力对中国抗战和万一苏联加入德日阵营时的世界大战之结果发挥关键作用，其战略地位无法替代。孔祥熙于欧战初电告驻美大使胡适，英法无暇东顾，日本将倾力侵华，“美国态度举足轻重，与我关系最切”，究竟美方是否“赞同我国继续抗战，并予我以实际上之援助……即日设法亲谒美总统……请其当机立断，予我明确表示，裨我参考”。国民党元老吴稚辉认为美国对德苏日“皆在积极准备、严格监视，为世界战争最终解决之重心”，蒋介石深以为然。将美国的立场政策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促美协调英苏以对日、确立最坏情况下将弃苏而联美英的外交战略底线，是国民政府首重美国的鲜明体现。
欧战一触即发，蒋介石紧急约见詹森，一面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独立，不受苏联或其他列强的约束，一面明确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远东问题只有依赖美国才能解决，他将根据美国的政策相应调整中国的政策。蒋私下设定“对欧战与英、法之关系，以美国为标准”。如果说将美国的地位置于英法苏之上有促其进一步援华之用意，那么以美国支持英法作为中国在欧战中倾向英法之立足点，则充分体现出此时中国首重美国。随着抗战环境恶化，国民政府对美国的倚重有增无减，并认定只要美国援华并与日对立，中国就有希望战胜日本而不必变更外交战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指出，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近半年来美国扩军备战已使日本大受威胁，若日本冒险南进将促成美日冲突，故远东形势不会因英法失败而大变，“抗战外交，仍旧可以照预定的目标进行，没有改动的必要”。
在抗日外交战略中，对美英苏之外交实质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蒋介石认为必使美苏先在远东谅解合作，再使英美法苏对日方针与远东立场一致，“则对欧战自能谅解，我之先谋英、美、法、苏在远东一致对日之目的，亦可达到”。
国民政府敏锐地发现，促美协调英苏确有可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分析入木三分：“此次战争，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和中英法民主集团的对垒”已甚显著；德苏亲善只是政治上暂时结合，“一旦利益交疏，两国终必破裂，届时苏联仍将投入民主集团”；法理上中立的美国“事实上却援助民主国家”，而且“英美是不可分的”，故美国如放弃中立，必将“参加民主阵营作战”。在苏德缔约后，国民政府视美国为唯一能协调英苏以对日的国家，是实现其抗日外交战略的关键力量。
于是，国民政府主动向美国替苏联辩解，不厌其烦劝说美国协调英法与苏联。苏德缔约后不久，蒋介石告诉詹森，苏联对德缔约是为了从欧洲乱局中脱身，以便解决远东问题，并希望获得美英法的合作；由于深受英法怀疑，苏联希望美国能首倡英美法苏之联合。在英法被德国击溃的危急关头，蒋介石急令胡适请罗斯福“以远东问题为中心，由美国主持中美英苏之合作”以制日。但由于孤立主义和战略考量的影响，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愿主动协调英苏。
国民政府深知中国无力对诸大国的最终组合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得不思考确立抗日外交战略之底线。蒋介石认定虽然当前苏联态度很重要，但美国才是远东问题的重心和“最后关系之重大”，相比于苏联，英美法尤其是美国更重要。基于“敌如与德、意、俄妥协而与英、美、法对抗，则俄如加入侵略阵线，其陆上力量虽较大，然而海上力量则仍不及反侵略阵线”的分析，蒋决定“万一俄德同盟，与英法为敌，则我应固守国联会员国立场……而不与俄为敌，如其能谅解更好。否则一本自立固守之宗旨前进”。既然确信美国是世界大战结局的决定因素，又断定苏联本质是中国之患，在蒋介石主导和王世杰等人支持下，国民政府最终确定“重视英、美过于其他友邦，惟不可公开表示”。一旦苏联与美英为敌，若不能兼顾联合双方，中方将弃苏而联美英，这是抗日外交战略的底线，也是对苏外交之底线。
1940年7月，日本做出一系列根本性决策，最终使其与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根本对立。12日，陆海外三省联合提交《日德意提携强化案》，决心同德意共进退；19日，日本政府召开荻洼会谈，决定将英法荷葡的远东殖民地纳入东亚新秩序之范围；27日，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制定《应对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确定将解决中国事变和相机武力南进相结合。就此而言，国民政府在变局中准确把握美日关系的走向。总之，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虽暂时未见明显成效，但对美国逐步加大援华力度及最终联华并协调英苏对日仍有积极作用。
五 结语
苏德缔约以来，英美法苏德日诸国的分化组合及各自远东政策的变化皆充满不确定性。由于时局云谲波诡，国民政府内部最初对是否坚守联合英美法苏共同对日的抗日外交战略存在争论。在蒋介石主导和其他要员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决定坚守抗日外交战略，积极苦撑促变而非消极苦撑待变，力促英美法苏的对华政策及彼此之关系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日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据苏联本质是中国之患的认知与美国是世界大战结局的决定因素之判断，确立在最坏情况下弃苏而联美英的战略底线。1940年夏，即使英法溃败而美国又未明确表态参战，国民政府仍守住联合美英的战略底线。外交战略底线的确立使国民政府明确其外交空间的界线，从而在具体外交活动中兼具灵活性和原则性。1940年9月德意日结盟后，中美英苏逐步走向联合对日。抗日外交战略的最终实现诚然与诸大国的战略抉择密不可分，但国民政府的坚守与促变实不可或缺，这也体现国民政府对国际大势之走向有较准确的把握。
蔡梓，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为肖自力教授。原文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1辑，2017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