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在1982年6月上映时票房惨败。
即使有哈里森·福特携带的《星球大战》韩·索罗巨星效应，以及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因《外星人》而正旺的风头加持，也于事无补。
影片里灰暗凄凉的未来，加上不时让人肉跳的暴力，吓退了大部分那时口味尚轻的电影观众。相比之下，那个夏天他们更愿意去看E.T. ，或者星际迷航的可汗怒吼。冷战那几十年，与航天太空相关的概念，几乎占据了所有的领域，富人家豪宅里挂的是名家设计的sputnik吊灯，普通人家的收音机、电视机、台灯都是乳白色圆乎乎的宇航员头盔造型......可《银翼杀手》，这些一样也没有。
时尚元素的欠缺可能尚在其次。更重要的，它所设定的未来，从空间到时间，都不像《星际迷航》或者《外星人》那样，远到遥不可及。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呈现了大部分观众的有生之年，一个美国城市可能面临的困境。这种可触摸的恐怖，是真正会让人害怕的。
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公众视野里，完全可以用来去匆匆来形容。
然而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非但不会消失，它的魅力恰恰在于受众对它一点一点的逐步理解之后，层层叠加，像缓释胶囊。又因为它所属类型的模糊，以致于每一次的观看，你都会觉得它跟上一次不一样。
人们被它奇特的电子城市景观所吸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观看片尾那一段由荷兰演员卢吉尔·哈尔（Rutger Hauer）所饰演的仿生人像诗一般的独白，“雨中的眼泪”，一次又一次被它震撼：
“所有的瞬间都会在时间里消失，就像雨中的眼泪。
是时候死去了。“
荧幕之外的故事，始于1977年。一名叫汉普顿·范彻（Hampton Fancher）的演员，迷上了一本书，《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急切地希望将它推上荧幕。这本书的故事，头绪纷繁，在当时看来堪称脑洞巨大。它围绕一名叫戴克（Rick Deckard）的警官展开，戴克奉命猎杀仿生人（replicants），结果自己与追捕对象，一个名叫瑞秋的美丽仿生女陷入爱情。这些仿生人由一个财力十分雄厚的秘密商业机构合成，用来代替人类去完成一些人类不愿意去做的工作。
在这样一个故事的基础上，范彻借用“垮掉一代”著名作家威廉·波罗茨（William S. Burroughs） 的一本小说《银翼杀手》为名，开始与刚刚完成了《外星人》的斯科特一起改编剧本，构思不太遥远的未来——2019年——的生活。二人在创意上出现太多分歧之后，他们引入了第三位编剧大卫·皮波斯（David Peoples）。1981年终于开拍，选定哈里森·福特与肖恩·杨分别扮演戴克与瑞秋。
据说斯科特曾自称对票房不如意的表现毫不在意，如果这是真的，很难解释他几十年来一直不懈地在保持公众对《银翼杀手》关注上所做出的努力，甚至将制作过程写成书出版，并拍摄了一部三个半小时长的纪录片，更有不厌其烦各种版本的剪辑：导演剪辑版、终极剪辑版......
首映后过了将近十年，斯科特的《银翼杀手》，才开始以其密集的城市街道，密密麻麻布满文化符号的建筑，以及通常有害的技术，诸如此类特点的黑色科幻故事，激发新一代电影制作人来表达他们各自对未来的想象。其结果这些作品，从《黑客帝国》到《第五元素》，无一不与《银翼杀手》长得有几分相像。
即使说科幻片同属一种类型，彼此相似，甚至都取材于其他科幻作品，这些都不可避免，但是《银翼杀手》依然在其中脱颖而出。它对“未来”的想象，不单单进入了其他科幻作品，更在很大程度上进入甚至影响了现实。当你对曼哈顿、东京、洛杉矶的电子广告牌、霓虹灯闪烁的天际线习以为常时，可曾想一想《银翼杀手》之前的年代？就连赛博朋克祖师爷威廉·吉布森也说，“《银翼杀手》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模样。它是一部真正的经典，形成了人们对 ‘未来’ 的文化视觉模版”。
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还不是这些，其实是被斯科特一版又一版的新剪辑所煽动起来的争论：戴克自己是不是再生人？
争论的结果大体是：是的，戴克本身，就是个再生人……嗯，也许吧。
现今中年以上的人，年轻时赶时髦也好，装样子也好，或多或少大都读过一点存在主义，也大都被存在的困境只能将人引入更大困境这件事迷惑过，比如怎么定义人啦，以及我们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否只是可以被复制的数据啦，尤其是，我们应该多大程度地相信自己的记忆啦，等等。如此触及到每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否可靠，以及此认知的反转－再反转，这才是让《银翼杀手》从票房弃儿渐渐成为权威的真正原因。
也使得《银翼杀手》有续集成为理所当然，尽管一晃等了35年。
2011年斯科特再次联系上范彻时，范彻正在写一个短篇，故事里的主人公最后成了《银翼杀手2049》的主人公，洛城警署LAPD警官K，而且俩人脑子里同时都想到高司令，作为这个角色的不二之选。等到2014年，斯科特发现自己时间冲突，不能执导。
那时的丹尼·维伦努夫（Denis Villeneuve）尚未因为《降临》（“Arrival”）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有幸的是两位制片人了解他：“《银翼杀手》向来被归到科幻类，但它实际上是黑色电影类，而当今的导演中，拍黑色类型片没人比得上丹尼。”
刚过去的9月下旬，《银翼杀手2049》上映前夕，维伦努夫应邀去谷歌属下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DeepMind与哈萨比斯对谈。谈话中他提及，《银翼杀手》是他最喜欢的影片，更是他爱上电影行业的源头。当最初听说奥尔康娱乐公司将要制作续集时，“哇！这简直是一个发疯的、错误的、美丽的、伟大的坏主意！（Wow! What an insane, wrong, beautiful, great, bad idea!）更别提 自己走进这部影片的复杂生态圈了，用他的话说，《银翼杀手》的世界就像一座教堂。嗯，恐怕不是个好主意。但剧本说服了他。
有趣的是，当他与主演人选高司令沟通以后，俩人都认为自己成功的机会很小，他们毫无疑问会被拿来与人人心目中的经典大师相比，高司令甚至觉得人们会举着棒球棍来捶他。
事情都有两面，“一旦想清楚了这点，并且接受了这个现实，你反而自由了。”维伦努夫操一口浓重魁北克口音的英语，坐在DeepMind那一群世界顶级AI专家面前，十分“昂博”（谦卑，“humble”在他的发音里是 “umble”，哈里森·福特变成了“阿里森·福特”）而可爱，换言之，萌出一脸血。甚至调侃“阿里森”已经不是一只小鸡，催着他要拍赶紧拍（再不拍我就…..）
然而，在一个真正的AI年代，科幻作品所面临的一个挑战也许在于，电影人已经很难区分孰真孰幻？他们的“幻”，在哈萨比斯等DeepMinder眼里，恰恰相反，极有可能已经是工业怀旧风的效果。即便对普通观众而言，经典的科幻场景、意象，也已经成为现实，甚至过去。科幻这个词，就像“摩登”一词一样，已经被固定成一种过去时表达。维伦努夫自己都说，拍摄过程中，有时更感觉自己在拍一部历史片（period movie），而非科幻片。而悬疑，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道具，而今天解决悬疑的唯一办法，是你坐在电脑前——“谷歌”。这对于导演而言，就是个现实悲剧。
好在，不是没有办法。比如，可以大停电。
大停电，让所有的数据丧失，包括再生人的户籍档案。这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灾难，但它是维伦努夫的救命稻草：电子世界瓦解，一切回归模拟，角色方可离开屏幕，需要出门，需要面对面地交流。你看，科幻电影却不得不先回到过去，才能展开了。
但说到底，技术问题都不叫问题。科幻终究是一种类型，技术可以用来产生变化，推进故事，形成刺激；而真正抓住观众的，还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是意识、身份，活着意味着什么？以及生命的短暂。
无论是《银翼杀手》中的再生人，还是我们眼下所面对的AI，抑或我们人本身，记忆以及通过记忆而学习、演进的能力，才是躲不开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何尝不在通过受教育，通过勤奋工作，通过外在包装，来对自己进行编程，而大部分人的目的，则是通过这样的编程来摆脱过去——那些写在我们身上的记忆，以获得自由。而现实和电影，往往都是同一个主题，反复提醒我们：那是个终将破碎的梦，美丽的哀愁。
卢吉尔·哈尔在1982年的《银翼杀手》片尾发挥的那一段独白，绝对称得上电影史上最壮美的场景之一。那一段，恰恰是被镜头捕捉到的现场发挥，是意外惊喜，是优秀演员通过人性而自然散发出来的能量。世间最美丽的事永远不会是靠编程产生的。
（文章之外一个小tip：网上有三部短片，为2020年和2048年之间——也就是《银翼杀手》故事结束时与《银翼杀手2049》故事开始前——架起了桥梁。不妨找来先看，有助理解《银翼杀手2049》。
短片名按顺序分别为：“Blade Runner Black Out 2022”，“2036: Nexus Dawn”，以及“2048: Nowhere to R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