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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没有生活在总被家长抢戏码的年代

2018-06-26 20:22    

年轻的父母心很累,老师也表示不轻松,大家纷纷开始探讨学校和家长的责任边界。

自打小学四五年级起,我爹妈就常常感慨,现在学校里的功课可真难,我们是一点儿都不懂了。感叹之后,他们愉快地去看电视,留我独自和那些习题死磕。那时候,作业也是要家长签字的,但爹妈无所谓,经常慵懒地回一句:你自己签吧。

好多70后、80后的记忆跟我差不多。不管是学渣还是学霸,放学后,爹妈总是在自己玩耍,要不就是做后勤,总之不会过问功课内容。学得会学不会,看自己造化,实在不行,爹妈就把你扔给补习老师。

时代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父母撸起袖子自己上的时代来了,不仅每晚要陪娃一笔一画地写作业,还得深度参与到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小到打扫卫生,大到组织晚会。前阵子俩新闻特别夸张:一个是家长因为陪娃写作业,急火攻心,心梗住院;另一个更有戏剧性,一群精英家长竞选“家委会”成员,活活上演了一出宫斗戏,明面上晒简历、晒资产,暗地里那股较劲的火药味,隔着屏幕都闻得到,最终,这场戏在一句“不许欺负我家孩子,否则孩子他爸会砸停你们家股票,包括茅台”之中,达到了高潮。

时代真的不同了,似乎写作业不再是孩子自己的事了,上学也不再是,家长的身影无处不在,仿佛不亲自上阵包办一切,就对孩子不够负责似的。问人生到此心累否?

如今,孩子爹妈受教育程度普遍比我们的父辈高多了,不至于小学四五年级的功课也搞不定。但是,矛盾总在不断变化,朋友圈时常能看到家长晒出小学奥数题,求大神解答,尔后便会有理科硕士博士,用大学数学的定理给出解答。我有个同事,年少时是实打实的学霸,却差点被小孩的功课给撂倒。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做完第一页PPT之后,怎么进入下一页?一个从不知PPT为何物的人,为了孩子,从零学起,也是心酸。

家长日益增长的文化知识水平,似乎难以赶上学校对家长日益增长的期待。然而,孩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该是主角么?成年人不自觉地给自己加戏,于是事情变得荒诞起来。

学校设计开创性作业,搞课外活动,鼓励家长参与,当然是想拓展孩子的视野,培养创造性思维。可多数小朋友不是天才,拿出来的成果自然是稚嫩的,虚荣心作祟的家长坐不住,便越俎代庖。老师心照不宣,默许和鼓励了这种风气。孩子之间的展示和切磋,变成了大人之间过招。

组织家委会,本意是加强家长和学校的沟通联系,也有让家长监督学校工作之意。可总有家长擅自改剧本,而且入戏太深,除了“砸停股票”这种表演型人格特征的,还有更常见的。比如“家委会”给班级开微信公众号,每做一次活动都推文,明里暗里和其他班级比较,家委会“领导”还会把“不合格”的文章打回去修改,生怕推送不够漂亮,矮了其他班一头。看起来都是为了孩子,可孩子很可能一点也不在乎,从头到尾,都是家长在怒刷存在感。

年轻的父母心很累,老师也表示不轻松,大家纷纷开始探讨学校和家长的责任边界。教育究竟应该哪些归学校负责,哪些归家长管?似乎很难掰扯清楚。老实讲,我觉得鼓励家长陪伴孩子、更多参与到孩子的学习生活中,是一种进步。像我们这种被放养长大的孩子,谈不上有多自由,孤独倒是实打实的。问题是,无论怎么陪伴,孩子始终是主角,这个主角可能没有光环加持,幼稚又天真,可你不能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把他们强拗成杰克苏和玛丽苏,这违反人的成长规律,得出的“成果”也如同泡影般虚幻。

在掰扯责任边界之前,学校和家长先得达成一个共识:孩子就是孩子,大人可以试着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进步,但别指望小树苗一天之内就长成参天大树,更别为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结果,抢了他们的戏,哪怕自己累趴下,孩子也未必变得更好。

文/靳 静

拼爹制造的神话迟早会破灭

当上家委会委员或者负责人,就可以近水楼台,一方面在学校各种活动中给自己孩子创造条件,一方面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触老师、学校,甚至光明正大“贿赂”老师,以达到照顾自己孩子目的。一部分家长还有着更隐秘的想法:深度参与学校的教学与治理,希望学校按自己的理念去管教孩子。

本来就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中国家长,伴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对孩子的重视,尤其是教育的重视,已经远远超越了正常值。再加上多是独生子女,孩子是天,是一切,而孩子的教育又是重中之重。一些家长为达到教育子女的目的,甚至不择手段。

无论出于哪种目的,积极参与学校教育工作本是一件好事情,但问题是,在强烈的关注与重视下,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神经质家长”。他们越来越多地深度介入到孩子的学校教育中,开始大规模逾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界限,逾越家长与教师的职责界限。日前,清华附小学生用大数据研究苏轼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为了孩子,家长竟然赤膊上阵,替孩子操刀了。但凡有点基本常识就知道,那根本不是一个小学生的思维与做法,只不过家长介入的形式与方式特别而已。

伴随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名校开始强调分数之外的东西。于是,在近年的高考与中考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类小神童。他们名下的发明创造、专利满天飞,甚至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也屡见不鲜。伴随出国留学热,各类有特殊才能的明星学生更是层出不穷。每一种“神奇”背后,往往都有家长之手在作怪。

文/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为什么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边界逐渐模糊乃至消失

作为高中教师的我,常常被家长询问:“需要我们做什么?”或者“孩子近期的学习任务是什么?”

我在家长会上经常说:“学习层面的事,交给孩子们自己操心就可以了。平时有什么问题学生尽可以来找我,不用再通过你们。”在家庭和学校的沟通层面,我觉得“没有消息”就算不是“好消息”,至少也应该是一种常态。家校交流理应尽量消除冗余内容。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本来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边界。

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校,是经历了现代工业化社会以来有明确社会分工以后的产物。教师获得职业技能和执教资格,要经过长期专业培训和层层考核。社会对教师身份的认同,有相当一部分就建立在这一专业化过程上。教师如果把过多的属于本专业范畴的任务转给家长,除去自身的义务不论,在实施的可能性上也要打一个问号——那些由家长来做的检查,来做的美工作品,来写的小论文,真能实现教学的初衷吗?

学校不是万能的。以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行为和实践,很难精确估量对个体学生的作用。这时候,确实需要家庭为孩子提供充分的保护,需要家长与学校通力合作,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

那么,为什么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边界如今逐渐模糊乃至消失了?

最表层的原因,是学生在校时间一天天变长,应有的“家庭时光”完全变成了学校时光,使得家庭教育被动地依赖于学校教育。有的学校在安排晚自习以后,顺带也请家长来看晚自习。晚自习(和补课)的纪律一旦形成,每个家庭一起的“餐桌时间”就没有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节日时间也缩水了,还谈什么家庭教育呢?

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舆论对成绩的要求日日加重,使得身为教育主体的教师掣肘颇多又苦不堪言,不得已转嫁压力到家长——用机械化的重复训练和检查来应对考试,的确能有效提高成绩,但又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代价,教师的重压最终变成了家长的负担。虽然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其不合理,但架不住群体性的急功近利和对学生成绩的单向度依赖。最终,是谁造成了边界不清、责任他移的状况,简直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争。

文/王舒成(中学教师)

家校关系不可能丁是丁卯是卯

不久前,网上热传的家长陪娃写作业陪到“心梗”的新闻,许多人当笑话看,我却笑不出来。很多人不理解,不就是家庭作业嘛,至于那么较劲吗?但随着自己孩子年级升高,我切实体会到父母陪孩子写作业的辛酸。

开学后,我的孩子接连经历了单元考、周考、月考和期中考。面对各种新知识,孩子不能很好理解,让我的爱人有些着急。虽然孩子在校学业是教师的责任,但教师难以照顾到每个孩子的现实,使得家长不得不撸起袖子亲自上阵。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的孩子连续几天写作业到晚上11点多,我就跟班主任商量,可否减少作业量。班主任回复,自己所教学科的作业可以先不写。孩子因而多了一些休息时间。

教育是复杂而立体的工作,家校关系不可能“丁是丁、卯是卯”。孩子学业受挫,既可能有认知发展、学习习惯的原因,也可能因为家庭变故、同学关系不好。不对症下药,一味抛给教师,家长不闻不问,只会激化家校矛盾。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基,理应在孩子生活能力、学习习惯和心性培育上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父母多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多在科学育儿上下功夫,把自己修炼得更完美,也有助于孩子更适应学校生活。如此双赢,何乐而不为?

文/张贵勇

德国:家长委员会可不是“香饽饽”

儿子小一时的选举最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是首次新生家长会,多数人都是初见面,并不熟络。其中T女士和D先生显得特别热情,他们主动跟家长们打招呼,并热情地自我介绍,颇有议员竞选人大作广告的风范。果然到了选举时,这两位都明确提出参选。

按照规定,正式选举时老师们必须全部离场,由一名非竞选家长来主持会议。选举方式由家长决定,投票或者举手。选举结束后还要填写一份选举报告,之后老师才能进场。听起来很严肃正式,不过这里的家长委员会选举可闻不到一丝丝紧张的气味。小一这年的竞选,一共就3名竞选人,最后皆大欢喜地全员当选。

因为在德国,家长委员会可不是“香饽饽”。这里的工作琐碎又很耗时间精力,要求委员们拥有相对充裕的闲暇时间,重视平台所提供的社交活动,对学校大小事务保持“闲人马大姐”般的热情和积极性。

我翻出了近两年来孩子班上家长委员会所发的各种邮件,归纳了下他们的主要工作。

加强家长间的联络是主打内容之一。每个新学年开始不久,我们会收到T女士编辑的最新通讯录。定期举办的家长聚会也由他们来张罗,通常是茶会或者聚餐形式,大家一起交流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家长委员会还组织参与学校各种活动。德国学校的特色是庆典活动多,隔三差五就有个某某节庆。蛋糕茶点义卖,展览台搭建,郊游志愿者等,都由家长委员会来负责统筹安排。参与义卖的家长太少,我们会收到T女士的求助邮件:哎呀,还缺两个蛋糕,哪位家长能帮忙?运动会志愿者不够,D先生也急了:请大家积极参与啊,每次都是少数妈妈帮忙的话,太令人遗憾了。如果问题解决了,他们还要发封感谢邮件,报告下成果。

当然,重头戏还是充当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纽带”。在德国,家长和学校沟通主要通过当班老师。每个学生有专门的“家长手册”,家长和老师可以用信件形式沟通学生在校情况,也可以在每周规定的交流时间约见。家长若对老师或学校安排有任何不满,可直接向校长反映。家长委员会的工作方式类似,向学校反映家长的建议或意见,向家长传达学校的回应和建议。

比如有段时间因为班主任病假,孩子班上连续两周由不同代课老师来管理,家长们纷纷表示不满。T女士当仁不让,出面约谈校长,传递家长们的意见。谈话结束后,她立即将商谈结果形成文字,以邮件方式报告给所有家长。

学校兴致勃勃地组织大家观看日全食,结果有家长反对,认为学校自制的日全食眼镜不能保证安全性。经过家长委员会的沟通,最后观看活动变成自愿参与。

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位老教师的教学方式不受学生欢迎,引发不少家长议论。这时又有一名家长报告,孩子自称被老教师打了一拳。顿时,整个家长群像炸了锅似的,邮件飞来飞去,铺天盖地。这时T女士和D先生立刻站出来,表示会在次日一早直接找校长和老师沟通。次日中午,家长们收到邮件,汇报三方沟通的内容,也解释了引发误会的来龙去脉,群里的怒火终于平息了。

文/林 蔚

(以上文章为节选,全文见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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