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能归纳它是现代还是保守，恰恰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找到了某种有意味的‘居中’姿态。”
由静安区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大夏读书会主办的 “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隐性的力量——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学的产生”，近日在静安文化馆·光影车间举行。“今年既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也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如何在这样的大日子中展开我们对于未来文化的想象？我个人的感觉是：要回到历史，回到文化生产的线条来看当时决定了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文学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主讲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表示。
“‘文化的商务’和‘商业的商务’其实很暧昧，商务印书馆并不是精英知识分子那样单纯的启蒙，也不是像今天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而是发展了一种平衡的路径。特别是在张元济的时代，一度存在‘文化大于商业’的出版格局，探索了现代国家出版业特有的以文化引领市场的出版规律。”董丽敏提出，商务印书馆有利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首先在于它打通了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使得各种各样的碎片获得了“仓储化”保存；其次，它触动了像张元济、蔡元培这样的行动派知识分子和夏瑞芳这样的企业家的结合，使得精英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迪和民间自下而上的民间救亡汇通在一起。
西洋文化资源的译介、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保存和教科书的编辑是商务印书馆的“拳头”产品。在翻译方面，192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产品《万有文库》，不仅收录了翻译领域的产品，实际上是各种各样小型丛书的集成，包括国学、文学、商学、汉语世界名著等。《万有文库》既满足了国民政府教育国民的基本需要，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推动了规模性的现代知识，扩展了现代知识在中国广大地域上的传播。
商务印书馆辑印古籍品种非常多，而且不仅是简单的影印，大量像张元济这样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版本目录学家进一步介入到古籍整理和校刊工作。这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为此投入了几十年的心血，以武英殿本为底本，精心挑选了几十个不同版本，进行校勘，贡献了一套最值得珍藏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当年的商务人看来，珍稀的古籍只有化身千百，藏之于民，才不会因掠夺而导致传统文化中断。“商务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能归纳它是现代还是保守，恰恰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找到了某种有意味的‘居中’姿态。”董丽敏评价说。
1933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也是在特定历史转折点编印出来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成为日本人轰炸的重要目标。那天，整个闸北地面都飞舞着纸张，地上足有几寸厚的纸张废墟。面对这样的文化创伤，原本已经退休的张元济和王元五发起了复兴计划。复兴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编一套复兴教科书，体现出中国人打不垮、打不败的民族自尊心。基于这样的前提，编辑理念特别强调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
在教育领域，商务印书馆更为重要的贡献是通过从晚清到现代一系列国文教科书的编辑，使得新文化、新文学通过教育的方式，真正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晚清以降，“教育”成为救国第一要义，甚至可以说是“立国的根本”。1902年至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十分注重市场分层分类，有的针对女子，有的针对南方，有的针对不愿意用白话文的地区，几乎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被认为是近代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善的一套教科书，出版不到三天就告售罄，两周卖掉了5000册。商务教科书的大受欢迎不仅因为它符合儿童的学习心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它贯彻了张元济的理念，学生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伦理、道德。“学生通过教科书获得普遍的道德、知识，不仅是谋生之用，而是要使你读了教科书成为一个现代人。”董丽敏说，“只有理解了商务教科书的广泛影响力，才能真正理解商务的工作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建构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