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市场经济观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很多时候不符合国家利益。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可以从痛苦的历史经验中，更深刻地领会到这一历史规律：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开始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他又会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线路上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固定的信条。
18世纪，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霸主，贸易保护功不可没。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又通过对印度的殖民，将印度从英国进口棉丝织品关税降低至3.5%，同时将英国出口关税提高至70%～80%。在1814年至1844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000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从西班牙获得的白银和对印度的殖民，催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历史就是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力量强弱，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种主张的历史，而美国也正是因此才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据统计，从1784年到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7591935英镑，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2486058英镑，逆差高达5105877英镑。
危机带来了“美国向何处去”的讨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形成两大阵营。主张自由贸易的主要是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的大商人，因为英国强大的纺织业主要从这些种植园采购棉花，种植园主和商人均可得利。主张贸易保护的主要是东部制造业集团，英国的进口封锁和对美国货出口的限制，都使他们经营困难。
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认为政府应该保护制造业。他的观点是，英国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制造业，强国必先强大制造业。另外，“刚刚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18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在中断对英国供应农产品，对英国进行报复。不料，该政策对美国自身的影响比对英国的作用还大，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1807—1808年，美国出口从1.834亿美元下降到2243万美元，下降幅度达88%，进口从1.385亿美元降至5699万美元，下降59%。在强大的国内压力下，《禁运法案》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
1812年，美英正式交战。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1816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产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美国始终采取自由贸易，这自然会符合种植园主和商人的利益，获得局部利益，但是美国就不会产生强大的制造业，而会变成第二个巴西、阿根廷，徒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却要受发达工业国的控制和掠夺，依然贫穷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