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陆其国：宋庆龄在1926年前后
从此开始“独立”战斗
孙中山逝世后一个月，即1925年4月12日，上海南区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追悼大会。两天后，上海闸北区各团体也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大会。
信念犹在，意志弥坚，只是谁也不会预料到，中国的情势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走向。其时国民党左右两派壁垒深严，水火难容。尤其在上海，洋人们出入租界，颐指气使，耀武扬威；外国巡捕虎视眈眈，空气中膨胀着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感觉到似乎随时会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
孙中山的逝世对宋庆龄个人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而宋庆龄的卓越之处，恰在于她没有一味沉缅于悲痛和哀伤之中而无法自拔，她清醒地知道自己从此应该怎么做。给予她力量和勇气的，除了这一阶段以来，一直陪伴着她的何香凝等人外，还有就是各界民众对她的关心和支持。就在闸北各团体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后三天，上海国民党女党员派代表到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和对孙先生的吊唁。何香凝深知宋庆龄这一阵身心劳累，接下来还要到南京，勘察落实孙中山墓址一事，为了让她多休息，何香凝就代表宋庆龄出面接待前来的女党员代表，向她们致谢，并勉励道，“孙先生奋斗四十余年，毫无一些产业，先生所遗下来的产业，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最后之《遗嘱》。这不但是孙夫人之产业，也便是中华民国和东方民族的产业。希望女同志们以后当更遵守先生遗言，根据先生主义，努力为本党宣传，方能达到男女平等及中国民族的解放。”
此时，无论是何香凝还是其他党内同志，包括宋庆龄本人，都不会料到，失去了孙中山的宋庆龄很快将开始她的第一次“独立”战斗。而且对手不仅仅是国内反动派，更事涉在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这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中国乃至上海的现代历史走向。
事情的起因是由1925年2月2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人领班毒打粗纱间一个女工引发的。见自己的姊妹遭到毒打，五十余名工人群起向日本厂主交涉，日本厂主不仅趁机将这些工人开除，拒绝结算工资，还将为首工人押送巡捕房。
工人们愤怒了。他们很快用罢工来表达自己激烈的情绪。
接着，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各小组和支部，联络沪西日商纱厂中国工人起来罢工响应。工人们竖起“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大旗，提出不准打人，不准无故开除工人，不准延期发放和无故扣除工资等条件。沪西日商纱厂中国工人的要求得到其他日商纱厂中国工人的共鸣和响应，沪东等地区日商纱厂的工人也纷起罢工，继起罢工者计有日商22家纺织厂，三万五千余人。
由于共产党人李立三、邓中夏领导了罢工，引起了日商资本家的恐慌，他们决定采取强硬态度，联络工部局和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
5月15日，日本资本家以无纱为名关闭了内外棉七厂，上夜班工人被阻在厂门外。工人与之理论，日籍职员和雇用的印度巡捕遂向工人行凶施暴，青年工人顾正红当即身中四枪，送医院后去世。开枪者是日本大班元木、川村。
愤怒的吼声顿时响彻上海：
抵制日货！
打倒野蛮的日本人！！
募款援助被难的工人！！！
中国民众反帝的怒火在燃烧，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也在酝酿。两者的相撞注定要引发一场大震荡。果然，5月30日，约三四千学生和一些有组织的工人来到会审公廨门前，来到南京路和其他繁华马路上宣传演讲、散发传单，矛盾所指旨在“希望全中国被压迫的四万万同胞闻风起来！”（传单中语）这就从根本上提出了要改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情状。一阵阵“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
血腥的枪弹终于哗啦啦上膛了。随着英国捕头一声令下，凄冽而清脆的枪声响了起来，手无寸铁的学生、工人、市民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纷纷倒地。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就此爆发！
上海民众愤怒了！
全国民众愤怒了！
宋庆龄在惨案发生后对《民国日报》记者有一个谈话，载于1925年6月9日《民国日报》。至今读来，犹如亲闻宋庆龄的大声疾呼。前文说过，五卅惨案是宋庆龄失去孙中山以后，独立面对的一次重大事件，宋庆龄的非凡和卓越之处，在这篇谈话中已尽现端倪：
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惜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今日所急者不在扑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凡中国国民党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对内推翻满清帝制，对外反抗一切强权与侵略，皆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此为一切爱国者应有之主张，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至吾人对此事之进行步骤，宜分对内对外。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谊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视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数日之冲突也。
宋庆龄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了这次斗争的反帝性质，盛赞中国人民的反帝行动。而对这场斗争，当时也有舆论主张“依靠政府交涉”，旨在压制人民的反帝运动。当时革命的主观力量尚不够强大，许多人对前景信心不足，幻想依靠政府交涉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加之许多报纸和上海总商会都鼓吹“严守秩序”、“静候政府交涉”，这样的舆论对部分群众来说，确实富有迷惑性，如果任其蔓延，动摇民心，这场反帝斗争就有夭折的危险。有鉴于此，宋庆龄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立场鲜明地道出，她对军阀政府根本不抱希望。宋庆龄说，“惟有人民团结自救而已。”这正是宋庆龄的非凡卓识所在。她曾鞭辟入里地一语道出，“吾国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公道与民意耳。故今日最当恐惧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看来，宋庆龄深谙老子那句名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综观宋庆龄对《民国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不仅可以看到她的政治主张，还可以看出她团结国内各界和各国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这其中当然包括资产阶级。须知当时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少人排斥资产阶级。宋庆龄的革命理论便是她和孙中山进行革命实践时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这篇谈话，和同年6月6日中共中央内刊《向导》上刊载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文的精神完全一致。该文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依赖和想念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并要大家警惕“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和已暴露出的调和妥协及“速了”的倾向。在中国革命面临巨大的变革面前，宋庆龄的见解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应该说，当时宋庆龄和共产党人还没有过多的直接接触，更说不上深交。“所惜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说明宋庆龄对当时共产党领导上海这次大罢工尚不知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的思考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地站在同一立场，除了解释这是她深受孙中山的影响外，再一解释就是她对革命的理解、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
反观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又是如何呢？
当时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忙于平定内部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无力顾及领导五卅反帝运动，在6月2日及以后发表的宣言中，也仅仅是揭露帝国主义的残暴，号召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全体党员一致抗议，与英帝国主义相搏，而且仅是一般号召，缺乏具体、明确的行动步骤。
宋庆龄截然不同，如果说她那篇对《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尚属“一般号召”，那么接下来她就直接拿出了作为一名革命的实干家的实际行动。那就是她特别委托当时和她最接近的国民党左派杨杏佛为五卅运动创办一份报纸——《民族日报》，并于6月10日在上海出版。
之后数日，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宋庆龄出入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民族日报》社就设在这里，宋庆龄每次来，都要和工作人员一起策划商量。这张报纸除了报道刊登五卅运动的情况和言论外，还积极宣传孙中山的反帝思想。除此之外，宋庆龄还组织国民党左派向国内外开展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活动。她在上海发起组织“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会址也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
投身北伐战争准备工作
时令很快进入夏季，因为劳累，宋庆龄突然发起了高烧。她让一直跟着她的李姐陪着去看医生、配药。回来以后，赶紧服药发汗。然后顾不上多休息，又伏案写文章。李姐劝她躺一会。她说不行，明天要去大同大学讲演呢。
不行，你正病着。李姐一听着急了。
宋庆龄说，我这不看了医生，又吃了药嘛，明天会好的。我已答应了大同大学学生会，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第二天是6月10日，正是宋庆龄预定去大同大学讲演的日子。一夜下来，她的烧退了一些。天气很热，宋庆龄感到有点不适，但她还是如约来到大同大学。大学生们并不知道宋庆龄是抱病来作演讲。宋庆龄这天为大学生们演讲的题目是《近代之外交史》。这是一篇她准备了多时的长篇演讲，内容涉及世界大势、各国对华政策，及关于五卅惨案的社会、经济、外交等问题。大学生们被宋庆龄的演讲深深折服。
除了这篇长篇演讲外，在上海这个酷热难耐的六月天里，宋庆龄还伏案完成了一篇《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她在这篇文章中，用孙中山在广州力争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的事迹鼓舞国人的反帝斗志。该文首先指出，“孙中山先生始终认为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继而写道，“孙先生于民国12年12月在广州力争两广关余，明知列强必以武力恫吓，而卒毅然行之，一以公理所在不能屈于威武，一以国人习于帝国主义之侵略久而忘之，欲以独立反抗，唤起民族之自决与世界之公道。”
当宋庆龄用熟练的指法敲击着英文打字机键盘时，她神情凝重，目光专注，许是她的眼前又浮现出当年的情景，于是她情不能已地记述起了当时帝国主义调集13艘军舰、炮舰瞄向广州城，武装英兵在沙面登陆时，中山先生仍据理驳斥的往事，“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卒使美公使亲临调解。列强自知理屈，虽关余问题因中国之不统一卒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不足畏，先生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今举国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辱，皆毅然挺身以战强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这篇文章发表于同年7月2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极大地鼓舞了民众抗击帝国主义的信心。
6月30日，“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发起在天安门召开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与会者有德国国际工人后援会的代表和土耳其、印度、朝鲜、日本等国代表，20万群众到会，宋庆龄带病特地从上海乘车赴京，甫一下车，即不顾旅途劳累，迳赶往天安门出席会议。1925年7月1日《京报》记载，“她（宋庆龄）身着花边素服，面带病容，憔悴之余，犹以笑颜抚慰群众。”宋庆龄因有病在身，不能发表演说，特地请刘清扬女士上台告诉大家说，“孙夫人言，本人有病，因系群众运动，不能不到，未能上台演说，极为抱歉。”
宋庆龄进行革命活动时，尽可能组织国民党左派人士参与。自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在国民党内部出现左中右政治分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三民主义者形成了国民党左派，它代表工人、农民和革命小资产阶级。国民党中间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国民党右派则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它们反对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化，反对国民革命。因此，凡忤逆者，无不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不幸成为最初的牺牲者。
这年5月，何香凝从上海回到广州，协助丈夫廖仲恺领导国民党左派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同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右派权力被削弱。以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为首的一批在国民党内和政府内握有实权的右派，开始秘密商定清党事宜。计划于9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时解决清党问题，将廖仲恺和共产党人排除出领导岗位。与此同时，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党羽朱卓文等，结合粤军首领许崇智的部属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接受香港政府赠送的200万元，准备进行颠覆革命政府的活动。这一阴谋很快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觉并受到抵制。右派感到廖仲恺是他们夺权及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这样，8月20日便发生了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被暴徒暗杀的惨案。当时何香凝在现场目睹丈夫中弹倒地，悲愤不已，后来她痛斥策划这起暗杀行为的国民党右翼分子，愈加坚定了为维护三大政策，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
宋庆龄为廖仲恺遭暗杀深感悲痛和愤慨，惊闻噩耗，她即给何香凝发去唁电：廖夫人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家母亦深哀悼。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竭力进行。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南望涕零，特电驰唁。
廖仲恺遇害两个多月后，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等14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党李大钊”、“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等议案，公开分裂革命阵营，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得知西山会议派倒行逆施，十分气愤，通电谴责他们说：“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同时，面对此一危重局势，宋庆龄决定对国民党右派进行直接交锋。在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努力下，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开幕。
1926年1月3日，宋庆龄乘“林肯”号轮，离开上海，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是经香港到达广州的。1月7日晚八时半和随行的宋子文、原孙中山卫士副官马湘等抵达广州。宋庆龄在码头上受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党政军机关、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省港各工会等群众团体的代表约二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何香凝还向她献了鲜花。两位中国现当代杰出的女性执手相向时，眼里都满含着泪水。尽管彼此当时没有说一句话，但一切已尽在不言中。
1月8日，宋庆龄的身影在会场上出现，顿时掀起一股掌声的浪潮。看着这一切，感受着这一幕，宋庆龄信心陡增，心怀感激。尽管国民党右派甚嚣尘上，但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她的力量一定会更强大。随即，宋庆龄就在这样的掌声中，开始了演讲。她说，“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快慰的。因为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指孙中山，下同——笔者）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仅是我个人安慰，而且亦安慰了先生在天之灵。”与此同时，她也谴责了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右派集团，并号召革命党人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执行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强调，“先生主义的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严正宣告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并决定分别处分西山会议骨干分子。
这是一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的会议。大会重申“一大”宣言、政纲，坚持国共合作，努力推动国民革命。当时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旧的回忆，赋予了宋庆龄新的感觉。由于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大会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经历这次大会，使宋庆龄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
国民党“二大”结束以后，宋庆龄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先后占领长沙、汉口和汉阳，10月攻克武昌，11月占领九江、南昌，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宋庆龄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中。1926年12月13日，她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五人，随北伐军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后，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未迁到武汉以前，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以及鲍罗廷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各项重要问题。
“联席会议”办公地在南洋大楼，人们几乎每天可以看到宋庆龄在这里出入的身影。那一阵宋庆龄实在太忙了，她经常参加群众大会，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培养妇女干部，她在汉口四维路5号为革命妇女创立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并亲自担任班主任。她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这个妇女政治训练班实际上就是妇女国民革命军的预备队，它努力的目标在于“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
与此同时，宋庆龄还和她的挚友何香凝一起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这些工作都极大地支持和配合了北伐战争。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开始在此地执行职权。当天中午12时，脸上挂着喜悦的宋庆龄和徐谦、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起出席为庆祝元旦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在南湖举行的人民阅兵典礼。参加的群众达20多万人。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真面目逐渐凸现了出来。而作为最激烈的形式之一表现出来的，就是关于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后，南昌成为北伐军总司令部。随后，蒋介石意欲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到南昌，这样他就可以把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中。所以面对迁都，迁还是不迁，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关系到捍卫革命领导权及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严重斗争。宋庆龄一眼洞穿了蒋介石的独裁意图，元月6日，宋庆龄致电南昌，明确反对迁都南昌，并且指责蒋介石“在南昌徘徊不前，有误革命”。
看着这样的电报，蒋介石肯定不高兴，会生气，说不定还会以骂娘、训斥部下消气。当然，或许他什么也顾不上表示，因为在这一刻，他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一想到这个计划，他就会从内心发出冷笑。
果然，不久后人们就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开始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这些革命者的血迹尚未擦干，一起更大惨案又在上海发生了，那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这场血案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暴露得彻彻底底。蒋介石在这场大屠杀中，祭刀的是人数更众的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
六天以后，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从他尖削的脸上露出的微笑中不难察觉，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觉得他现在已足以和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了。
现代中国就这样形成了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
宋庆龄愤怒了。4月22日，她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另立中央，及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讨蒋通电》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党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读着这些语辞，仿佛仍能感受到宋庆龄愤激的心跳。察诸历史，每每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宋庆龄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同一条战壕。
这样的情状肯定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不愿意看到和面对的，他们为此忌恨宋庆龄也就很必然了。忌恨是行动的原动力，他们先是制造流言蜚语中伤宋庆龄，继尔进行武力威胁。有一天，宋庆龄的住宅突然闯入了一批“不速之客”——几名士兵居然奉命前来搜查。宋庆龄冷冷地看着闯入者，责问道，你们奉了谁的命令？
一名带队的年轻士兵回答说，夫人，我们是奉何键——何长官的命令前来搜查的。
这样的搜查当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搜查者甚至连一张纸都不敢随随便便带走，但国民党右派需要这样的行动。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威胁宋庆龄，直至赶走宋庆龄。
但是这样的行径怎么能够动摇宋庆龄的意志呢。正如是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知道了宋庆龄遭受国民党右派造谣中伤和强行搜宅后派人并发函慰问时所道出的，“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为反动派所深忌，其始则用种种反间计欲使孙夫人离开武汉，孙夫人烛知其隐，屹不为动，反动派计无所逞，乃作种种流言蜚语，欲以中伤孙夫人。”但“反革命者此种流言，不特无损于同志之令名，适足以彰同志之盛德。”
事实正是如此，“以彰同志之盛德”的宋庆龄当时眼看集中在武汉的北伐军众多伤兵员缺医少药，困难重重，心急如焚。她和何香凝商量后，决定立刻发起组织伤兵救护会，旨在从事救护伤兵以支援北伐战争。这一以救护伤兵为主的劳军运动，成为巩固和发展北伐战争胜利成果的重要保证。6月8日上午10时，伤兵救护会召集各团体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作出为救护伤兵筹募经费等决定。
会后，宋庆龄一方面利用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致电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请求募捐款项救济武汉伤兵（后该会决定捐款三万卢布，并拟发动各工联团体捐款）；另一方面，为及时培养救护伤兵的工作人员，创办看护训练班，决定将毕业生分派到伤兵医院工作。这些举措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
蒋介石很清楚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他是那么希望得到宋庆龄对自己政权的首肯乃至支持，为此，他致函宋庆龄，企图以亲属之情来拉拢她，蒋介石在信函中要求宋庆龄“务请与（宋）子文、庸之（孔祥熙）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纷纠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宋庆龄断然予以拒绝。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后三个月，又一起令宋庆龄感到痛心疾首且无比愤慨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汪精卫对革命之举公然倒行逆施！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来函后，仅过了一天，汪精卫等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秘密召开“分共”会议。此举昭示了汪精卫公然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样的会议宋庆龄断然拒绝参加，但她觉得必须让自己的声音响彻在那样的会议上，于是她委托陈友仁代表发表坚决反对“分共”的演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此时的武汉燠热无比，酷暑难当。而在汉口沿江大道中国银行大楼顶层的一间屋子里，宋庆龄正凝神坐在打字机前，以沉重的心情在起草一篇文稿。这篇文稿就是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身份发表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她在《声明》中指出，“本党基于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表露这样的内心，眼看着孙中山的政策正在受到一些原先口口声声忠于他的“同志”的消解，宋庆龄严正指出，“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宋庆龄的决心更坚定了，她在上述《声明》中，坚定地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强调必须靠工农阶级的极端重要：“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宋庆龄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声明》中，宋庆龄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了孙中山的身世——
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二四年七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势下，宋庆龄坚信革命成功的信心始终不为动摇。面对蒋、汪公然叛变革命，她清楚地意识到了“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她重申，“不论现在的国民党在此时是上升到它的最高理想，勇敢地寻求纠正错误的革命方法，还是堕落到一种可耻的反动与妥协的地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宋庆龄在燠热的天气下，一口气完成的这份正气浩然的文稿，通过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的帮助，于7月18日发表在汉口的英文版《人民论坛报》及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中文稿则刊登于7月24日的《晨报》。宋庆龄以这篇文稿的公开亮相，向世人宣告了她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此举堪为宋庆龄革命奋斗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鲜明旗帜。
据知，短短几天内，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遍布着这份鼓舞人心的《声明》。它的出现，宣告着蒋介石对宋庆龄围攻和拉拢阴谋的失败。
宋庆龄的强硬姿态
宋庆龄在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强硬姿态是国民党右派不愿看到的，他们知道要想扭转宋庆龄的思想，让她和他们走在一条道上已毫无可能。但他们很不甘心，为此，后者又使出了卑劣的一招，那就是造谣中伤。你宋庆龄不是口口声声说不和我们站在同一阵营吗，那好，我们就告诉世人，你不日就将到南京任职。
宋庆龄于7月17日愤然离开武汉回到上海，回到莫利哀路29号这所她曾经与孙中山共同生活过的寓所。物是人非，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宋庆龄一定会浮想联翩，心潮起伏。也许还会有隐隐的失落和惆怅。在回到上海后的最初一星期中，宋庆龄闭门不出，并谢绝所有来访者。
此时蒋介石正在蚌埠前线，得知宋庆龄离开武汉回到上海，他不由一阵狂喜，认为宋庆龄是奔南京政府而来。蒋介石做梦都想把宋庆龄“争取”过来，想以宋庆龄在国际和国内的名望来抬高他和他的政府。于是，蒋介石从蚌埠急派何应钦于7月25日代他到上海，请宋庆龄“出山”。
结果可想而知——何应钦在宋庆龄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何应钦万分尴尬，蒋介石也大为沮丧。
30日这天，宋庆龄向合众社记者再次宣布，“此后余之行止，将如余前在汉口所发之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
仅过了一天，宋庆龄即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22名左派和共产党人，发表宣言，痛斥蒋、汪集团对革命的叛卖行为，声讨他们残杀同志和革命人民的罪行。宣言指出，背叛革命的人“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现实是严峻的，“四·一二”和“七·一五”蒋、汪先后叛变并合流，使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创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宋庆龄为此为共产党人鸣强烈的不平：“农民、工人、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曾辛苦工作，将国民党的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了。”
1927年8月1日，中国大地上响起了一声枪声。枪声传来的地方是江西南昌。那一声枪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一起庄严伟大的事件将被从此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这就是由周恩来、贺龙等共产党人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当时尽管不在南昌，但她仍被推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宋庆龄的一颗旨在为国、为民，为中国劳苦大众的殷殷之心早为共产党人所敬重，并视她为同一阵营中的战友。
汪精卫心犹不甘，就在“南昌起义”爆发当日，他致信宋庆龄，先为自己的“分共”事实辩解，继尔污蔑共产党人“乘我军东征之际，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
但宋庆龄却高度赞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她说，“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中国将要得到自由。”
宋庆龄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此时，共产党的力量尚未壮大，中国革命究竟怎样迈开步伐，寻求发展呢？
而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拉拢和迫害，宋庆龄感到眼下在上海已很难立足。这时，她想起了一件事，一件大事，那就是孙中山生前曾计划访问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最终因病没能成行。所以在临终时留下了要求宋庆龄替他访苏的嘱托。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两年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宋庆龄无法脱身，现在，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并实现孙中山临终时要求替他访苏的嘱托，宋庆龄决定赴莫斯科访问。
准备工作是悄悄进行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所办的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主编、宋庆龄的密友美国人雷娜·普罗梅再次向宋庆龄伸出了援手——由她出面去办手续。
雷娜·普罗梅在美国有一个富裕而温暖的家，但她同情中国革命，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大学毕业后，她毅然来到中国。在武汉，她全力协助宋庆龄的工作，成为宋庆龄的密友。由于宋庆龄赴莫斯科得到苏联政府允诺和邀请，所以在对外封锁消息的情况下，宋庆龄及其随员赴莫斯科的手续很快就办妥了。
8月中旬的一天，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通知宋庆龄，有一艘苏联轮船不日将由上海开往苏联东南部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又名海参崴），请宋庆龄作好出行准备。
眼看一切准备就绪，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重申实行三大政策的重要性。指出，孙中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他相信，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宋庆龄在这份《声明》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始终忠于孙中山的坚强信念，“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因此我得出结论：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事实是，现在的“国民党领导”非但没有“正确地配合运用”这股革命力量，反而对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怎能不让宋庆龄心寒！
更使宋庆龄感到痛心的是，“国民政府的盛名，现在已经一落千丈”，国民党也正受到军阀集团的操纵利用。民众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价值认识已经产生了“惊人的变化”（宋庆龄语）。
8月23日凌晨三时，上海法租界一片沉寂。此时此刻，宋庆龄一身贫家妇女打扮，在雷娜·普罗梅陪同下，悄悄走出了莫利哀路29号住宅。在离住宅不远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黑黝黝的林荫道上，停着一辆小汽车，那正是苏联领事馆安排来接宋庆龄的。坐进小汽车后，车子一路疾驶，很快就到达了黄浦江码头。宋庆龄和雷娜·普罗梅在那里上了一条小舢板。经过整整三个小时的紧张划行，小舢板终于有惊无险地将她们送到了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俄国货船旁。不一会，随行的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陈友仁和其两个女儿等人也相继到达。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