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背叛中华民国，复辟帝制，云南作为边陲之地首举护国讨袁义旗，组成三军出师川桂讨伐袁军最终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件大事。该档案文献反映了1915年至1916年底护国运动发生的背景及自开始至结束的全过程，有护国讨袁的檄文、孙中山与唐继尧等来往文电。文献中涉及孙中山、袁世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意义重大。
由上海法租界寄出的护国讨袁檄文之信封
粱启超草拟护国讨袁檄文
粱启超草拟护国讨袁檄文
粱启超草拟护国讨袁檄文
梁启超草拟护国起义“告友邦书”
1916年7月6日，唐继尧为召开善后会议事致黎元洪大总统电
1916年7月6日，唐继尧为召开善后会议事致黎元洪大总统电
唐继尧致蔡锷电
唐继尧致蔡锷电
100年前的1916年12月14日，恢复不到半年的民国众议院，“通体赞成，并无异议”通过了由议员张华澜等提出的把云南首举护国义旗的12月25日作为每年与辛亥武昌起义纪念日并重的“云南首义纪念日”法案，作为“推倒帝制，再造民国”的纪念。届此辞旧迎新之际，翻开护国首义档案，百年前的历史风云扑面而来。云南人民率先举起讨袁大旗，从云南开始的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取得了再造共和，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的胜利。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中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从档案资料中不难看出，护国运动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的积极谋划和推动密不可分，而唐继尧利用云南的政治、军事、财政力量参加反袁，是全面筹备起义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条件。梁启超、唐继尧、蔡锷可谓是护国运动中最核心的人物。
梁启超：“与全国民勠力拥护共和国体”
1912年，梁启超从日本回国，面对当时中国的政局，他寄幻想通过袁世凯逐步推进民主政治。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于1915年4月曾致书袁世凯：“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劝其悬崖勒马，急流勇退。6月，梁启超又偕冯国璋进京，谏阻袁氏称帝。8月，筹安会出笼，拉开了帝制复辟丑剧的序幕。梁启超再也忍耐不住，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文的写作，是对帝制复辟“不能忍”的结果，文章抨击了袁世凯的帝制活动，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袁世凯帝制的立场，因而招致了袁世凯的恐惧和忌恨，先是以重金贿买，贿买不成又继之以威胁、恐吓。梁启超决意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同时与蔡锷等人一起密商讨袁大计，酝酿“藉武力以图匡救”。梁启超在天津的寓所，成为他们策划反袁的秘密机关。
1915年11月11日，梁启超、蔡锷、戴戡在天津共同商议反袁大计，决定在袁世凯下令称帝后云南即独立，贵州随后响应，然后合力进军川、粤，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之后发生的护国战争大致也是按照这一方案进行的。天津商定后，蔡锷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潜回云南，兴师讨袁。梁启超也于1915年12月16日躲过密探监视，冒着生命危险，从天津乘船于12月18日到达上海，秘密指挥反袁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云南，一场反对帝制的护国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在上海的梁启超亲笔草拟了《护国讨袁檄》（或称《中华民国讨逆军为檄告事》）和《护国告友邦书》两篇文稿，从上海法租界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以挂号信寄给云南巡按使署政务厅厅长陈幼苏（陈廷策）。为安全起见，梁启超在信封上寄件人处并未留下真名，而署名为“王某”。在云南省档案馆珍藏的《护国讨袁檄》中，梁启超历数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的种种罪行，指出了出兵讨袁“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之四项目的。陈幼苏将文稿转呈云南开武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将文稿作了个别修改后，1915年12月31日，这份《护国讨袁檄文》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勘、张子贞、刘祖武等7人的名义通电全国。
在上海期间，梁启超广泛收集各方面情报，并与云贵方面的护国军互通声气。特别是争取南京冯国璋的支持，减轻了北方军队对护国军的压力。在护国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梁启超多次给蔡锷写信，“指陈方略极详”，与唐继尧等也是函电、书信不断。从唐继尧在护国时期给梁启超的函电来看，在战争策略、对外交涉乃至战后建设等方面，唐继尧都坚持与梁启超互商，希望得到梁的具体指导，同时一再恳请梁启超“克日来滇”，共商大计。虽然因种种原因，梁启超入滇未能成行，但梁、唐之间的函电联系却未曾中断，在这些函电中，他们互相交流思想，沟通内外各方面的信息，共同协商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对保证护国战争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在联络各党派人士，建立反袁联合战线方面，梁启超也做了很多工作。
唐继尧主演《洪宪之战》电影海报
《洪宪之战》电影说明书
唐继尧： “誓不与叛国者共戴一天”
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首先发动护国起义，宣布脱离袁世凯的，是以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如果没有唐继尧的参与和支持，护国战争很难迅速发动起来。因此，唐继尧对护国战争可谓举足轻重，功不可没。护国首义档案见证了他的这一功绩。
1915年8月，当袁世凯授意组织筹安会，为其称帝积极筹备的消息传到云南后，作为云南最高军政首脑的唐继尧，对袁世凯的种种复辟逆行已经开始觉醒，并与同僚商议，如袁世凯复辟，“当与中原豪杰共除之”。在全国反袁形势和滇军中下级军官的推动下，唐继尧最后下定了武装讨袁决心：“誓不与叛国者共戴一天”，并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在此前后，唐继尧秘密召开了5次反袁军事会议。1915年9月11日，由警卫混成团团长唐继虞出面秘密召集团长以上的军界中坚力量，在督军府警卫混成团团部开了第一次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使滇军军官统一了武装起义的思想。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形势危急，唐继尧于10月7日在警卫混成团部召开第二次反袁军事会议，有军界中坚数人参加，各将领商定起义日期，议定起义时机等四项办法。此时，传袁世凯拟于民国五年（1916年）元旦登基，所以会议还拟定这一天为起义日期。鉴于袁世凯称帝已无可挽回，11月3日，唐继尧召开第三次秘密会议，决定起义时的作战方略，“以一隅而反抗全局”。
从这三次秘密会议看，从9月到11月，云南倒袁起义的准备工作已是紧锣密鼓，唐继尧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部署，如先“于9月初旬，派人赴日本购买军火，适于起义前不久运到滇”，密令兵工厂修理旧枪械，赶造新械和子弹等。此外，为取得侨胞的支持，秘密联络各省响应。唐继尧派吕志伊赴海外报告孙中山，请其在南洋一带向华侨募捐；派李宗黄、刘云峰等前往江苏，赵伸、吴擎天等前往广西，李植生前往四川，杨秀灵等前往湖南，与各派反袁力量接洽，“促成各党各派乃至海外名流耆彦通力合作，共同反袁”。唐继尧还在1915年10月密电孙中山早除袁世凯，密电称，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愤填膺，誓不与此贼共视息…… 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早除袁氏大憝，变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成义举”。
蔡锷、李烈钧、戴勘等一大批反袁志士先后到达昆明后，与唐继尧一起商讨起兵讨袁。这时袁世凯更加紧了对云南的防备，形势紧迫。12月21日，唐继尧召集了第四次秘密会议，蔡锷、李烈钧，戴勘、任可澄、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数十人参加。唐继尧提出，“宣布起义日期不可再缓”。经过与会者商议，决定紧急行动，先以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立将内乱的杨度等3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限24小时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12月22日夜10时，在五华山光复楼大厅内，又召开了第五次秘密会议，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等云南省上校以上军官及云南各机关长官38人，以传统的方式“歃血为盟”，共同发出誓言：“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仁，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护国军政府的组成和护国军的编组问题。
1915年12月23日，唐继尧和任可澄通电袁世凯，以“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为词，要求袁世凯于24日上午10点钟以前答复。这时的袁世凯并没有放弃帝制的打算，他一面命令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为云南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为巡按使；一面托英国大使朱尔典电嘱驻昆明的英国领事转达唐继尧：若能杀蔡锷，即封亲王，并由汇丰银行兑款三万元，以为犒酬。但这一切并未动摇唐继尧反袁的决心。1915年12月25日，由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勘通告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电文指出，袁世凯“狡拒忠告，益煽逆谋……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尧等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据伪命，奠定滇黔诸地，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
12月27日，唐继尧到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和，全省各地均欢呼响应。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勘进一步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将军、巡按使等起而响应，同申大义，一致“戮力同心，铲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
1916年1月1日，又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的名义发表誓词，向全国同胞申明护国宗旨，提出护国联合讨袁的主张。随即，云南废除旧制，公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总管全省军政。同时组成了共7万余人的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进军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进军桂、粤；第三军总司令由唐继尧兼任，镇守云南后方，坐镇滇中，以云南贫瘠之地为护国军提供兵源、军械、粮饷。
震撼全国并改写中国历史的护国战争就此爆发。
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
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蔡锷，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实行帝制。蔡锷立即赴天津与梁启超等人密商，决定发动反对帝制的运动。
蔡锷深知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决心顺应潮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他暗中加强联络准备，积极布置军事反袁。他一面通过戴勘与云贵将领秘密联系，另一方面又和西南各省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消息，并派黄实赴滇了解形势，派彭新民赴桂，毕厚赴粤，赵恒惕、陈覆初赴湘联系，以团结各种力量。蔡锷密切注意报上的各种消息，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和有利时机。当看到袁世凯称帝已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公愤，反袁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兴起，蔡锷觉得时机正在成熟，于是连续不断给唐继尧去电，希望他做好起义准备。8月30日电称：“滇处极边, 尚望加意部署镇慑，稗免意外。”可见蔡锷已准备将政治上和地理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云南作为起义的根据地。
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目的，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当蔡锷机智地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秘密离开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曾与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在云南首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有人提议设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蔡锷、唐继尧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利，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提及：“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
唐继尧与蔡锷同庚，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比蔡锷晚得多。蔡锷是第三期毕业，唐继尧是第六期。辛亥革命时，蔡锷为协统（相当于旅长），唐继尧为管带（相当于营长），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前辈，所以唐继尧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入川，蔡锷不同意，认为唐继尧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其莫属。蔡锷说：“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实际上更主要的因素是蔡锷不愿取代唐继尧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双方互相推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多数主张不变现状，唐继尧才同意就任都督。蔡锷坚持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所有举义布告、对外文告、宣言都以唐继尧为首，也就是要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利。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和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一绝对不争权利，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其中可见云南举义动机纯洁，即使唐继尧最初也无争权力之心。
据陶菊隐所著的《政海轶闻》记载，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可见是否能打倒袁世凯，蔡锷并无把握，但为了四万万同胞人格，不惜拼死一战。
1916年2月28日，蔡锷指挥护国军第一军主力在四川南部的泸州、纳溪之间对敌展开全线攻击，这场战役被称为“泸纳之战”。“泸纳之战”是护国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异常激烈，总司令蔡锷亲上前线，随行副官也负伤上阵。全军官兵闻讯，精神振奋，勇气倍增，连日浴血苦战，终于以弱制强，予敌重创。3月17日，蔡锷率护国军发动全线猛攻，激战七昼夜，占领了纳溪、江安等要地。北洋军的两支王牌部队张敬尧部和吴佩孚部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在此期间，贵州、广西等省相继独立，南北一致趋于反袁。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于3月23日宣布撤销帝制，派陈宦与蔡锷协议停战。5月2日陈宦宣布反袁，四川独立。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失言。档案中留下了他多次请辞职务，并恳请尽快补发士兵欠饷的数封函电。1916年6月19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的电文中说：“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之权利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人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系带官兵，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6月29日，蔡锷在给梁启超的密电中也表示，无意再问政事并劝梁启超不可脱然引避，“锷初意，决拟大局略定，即行引退，加以喉病加剧，亟须静养，对于政局意兴索然，殊不欲多所论列。”
在护国讨袁的队伍中，态度暧昧见风使舵者或者出于一己私利改弦易辙者不乏其人，而蔡锷是真正为了矢志不渝的民主共和理想，“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战。护国胜利后，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发表《护国之役回顾谈》的演讲，回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 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 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这番话反映出蔡锷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而宁愿牺牲一切的坚强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