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戴笠惶惶终日，特别是南京当局准备对张、杨大肆讨伐之时，他更感到事态的严重。万一仗打起来，不但"校长"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将发生重大逆转。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看，戴笠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然危难中的西安一行，毕竟烙上了历史印痕。对于这段扑朔迷离的插曲，不少人乃至许多为文作史者亦有意无意地不加辨识，落入戴笠精心设计的一个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这一化险为夷的妙着，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事变前后情报失灵
戴笠嗅觉敏锐，心思缜密，智谋莫测，为天生的特工人才。1932年3月，他被蒋介石指定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同年9月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成立时任二处处长。这位黄埔六期生后来居上，实职和权力一跃超过不少早他几期的黄埔学长。戴笠的二处为军警处，负责掌握各军队的动向，特别是对非中央军进行内部渗透、安插、收买、窃听等，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情报会迅速汇集，由他综合分析判断，随之做出相应措施。
本来，张学良和杨虎城所部是戴笠监视的重点，为掌握两部动态，戴笠与张、杨的亲信主动交往，以钱、色、情、职为手段，布下不少棋子。然张、杨见怪不怪，对戴使用的这套特务手段应对有方，阵脚不乱。
东北军刚入陕时，由于兵力强盛，与西北杨虎城部有些摩擦，张、杨之间一度也有误会。后来在高崇民和中共的协调下，张、杨明白过来，认识到他们之间如加深分歧，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为不被蒋各个击破，双方应团结一致，不搞分裂，不打内战，共促蒋介石加快抗日，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实力不致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