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波，历史与国际关系学者，知名国际时政期刊《世界知识》前主编。有多种著述及译著，在多个场合举办中外交流史与国际关系讲座。
（此篇接上篇《给“支那”加上贬义色彩的始作俑者是谁？》）
福泽谕吉（1835-1901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脱亚入欧论”（即日本要脱离亚洲、加入欧洲列强行列）鼓吹者，也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写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称日本不幸有两个近邻：支那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对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败坏了日本在西洋文明人眼中的形象，因为西洋人总是把“日支韩”三国同样看待。“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可见其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
但福泽又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许多方面是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不可比拟的，并时时在文章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复杂心情，羡慕嫉妒恨。他说，中国的名声在西洋很响，西洋人对日本相对不够重视。“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要进一步不断地采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扩大贸易，伸张国权。而他艳羡、垂涎中国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对中国充满不屑和厌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日本人“到支那去应受奖励”，因为“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 日本人要大胆西渡，将“支那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有好处”。但以经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国去搞“国权扩张”，毕竟不能尽速，也不能尽兴。所以，福泽谕吉最推崇、最力主的，还是武力侵华。
福泽谕吉为尊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基本上就是福泽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福泽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在中国大陆领土中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照样做了。
福泽的这些言论都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因而影响甚大，其对“支那”一词的传播也就更加有力。
这些思想家们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因为往往与对中国的蔑视和入侵中国的著作相联系，因此带上了贬义色彩。但仔细想来，这样称呼中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过去日本与中国一样，常常以朝代名号称呼中国，如古时的“遣隋使”“遣唐使”之类。19世纪日本也称中国为“清国”，尤其在针对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就被称做“日清战争”。但朝代号不等于国号，而中国此时并无正式的国号。中国虽然自古自称为“中国”，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也并非国名，而此时的日本人已经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称呼名不副实，而且此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衰落中（福泽谕吉甚至夸张地描述这种衰落），再也不堪像过去千百年来那样成为日本的老师，因此滋生对中国的蔑视，不再想用过去那种充满崇敬的唐、汉等名称，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并中国的野心，因此也不愿再用“中国”这个称呼。正在此时从西方舶来了China一词，日本人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开始这样称呼中国了。这又与当时强烈的崇洋心理正相一致。而且西方人也并不像中国人自己或日本人过去那样按照朝代名称称呼中国，而是一概称中国为China。这一点也显然影响了日本人。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更让他们感到自己进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与“野蛮落后”的中国、朝鲜为伍。这样，“支那”一词就被糟蹋变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