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从《煎饼侠》到《缝纫机乐队》大鹏挥舞着旗帜呐喊着梦想，感动却又悲凉。它像一锅鸡汤，初品，美味又温暖，喝多了，却又让人有点腻得慌。
《缝纫机乐队》情节延续了《煎饼侠》的内核。一个十分努力的主人公在困难重重的路上不放弃梦想。客观来说，整部片子情节简单，剧情略显荒唐，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与转变上也比较单薄。结局本意是营造高潮致敬经典，却因为万人空巷变得有些突兀。不过，若是作为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大鹏这次还算是及格，及格就及格在电影对摇滚精神和梦想的注脚。
摇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玩。就像嘻哈一样，在《中国有嘻哈》之前，从未真正进入过我的视线。这个世界有太多元素，太多因为鲜有人问津而逐渐衰落甚至消失的元素。可还是有真正热爱它们的人，坚持着最后的坚持，做着不能再卑微的努力，却没有像电影剧情那样理想，努力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这部电影把摇滚带到观众面前，一首《南山南》把民谣带到听众面前。一句freestyle，一个综艺，把嘻哈带到了观众面前。这些小众文艺元素像新落成的塔，众人围仰着，纷纷议论其含义，其声如潮，潮平而退。影片想说明的不只是追寻摇滚的梦想，也有对摇滚精神的一种传承，对社会文化的一种期待。
影片中最让人满意可能要数那五个集结了老中青三代“不是正常人”的乐队成员了——脑血栓的医生，原子弹之光的未成年小姑娘，失恋酗酒的富二代美女，很有个性的台湾鼓手。
自称“摇滚王子”的胡亮是乐队主唱，一个有点傻，有点疯，有点固执的东北小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把放下修车厂砸了老婆本做艺术梦的人，叫做傻子；把浪费了时间砸了钱还没有成功的人，叫做疯子。电影中的这个疯子代表了一种纯真的理想，是孩童时期刻入骨髓的摇滚风暴。矗立在公园中央的大吉被视作摇滚不死的象征，是胡亮对摇滚全部的精神寄托。说起来有点可笑，大吉他倒下，全部的摇滚梦想就灰飞烟灭了。
程宫问：“还唱吗？”
胡亮答：“不唱了。我现在不想唱歌了，我只想修车。”
可为什么又唱了呢，可能是心有不甘，可能是太难洗掉的“不”字。
鼓手是个打鼓很酷的鼓手，贝斯手是个喝酒很美的贝斯手。鼓手追求爱情，一路奔到了“丽丽”的家乡，贝斯手逃离失恋，逃离土豪父亲，解忧消愁。他们两个，大概是象征了我们一部分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自由自在，走走停停，喜欢就去做，不喜欢就放手。
二十岁，多半是初识成人世界的残酷，却还对现实存有一丝幻想，即使被坏人责难，那又怎样？生活就是继续打鼓找我心爱的姑娘，继续在公司会议上拨弄我的贝斯，这是看得到的梦想的微光。
摇滚前辈杨双树和小姑娘希希是电影中的两大象征。杨双树再出山时，已经是跳过了保温杯直接用茶缸泡着铁观音坐诊把脉的爷爷辈老中医了。很难说人到了一定年纪，那些没能实现梦想是更好放下了，还是更难放下了。但很清楚的是，人到了一定年纪，身边就没人还记得他还有梦想这回事了。可是别人不记得真的不存在吗?也许每个广场舞大妈年轻时都有一个做舞蹈家的梦，却被各种原因困住。总有一天会在恰当的时机展露出来。我们不了解的老一辈，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追寻。
要说最有资本提梦想的，那一定是小孩子。而最能得到大人认可的梦想莫过于“像北京的舅老爷一样研究原子弹”。在乐队当一个键盘手，是多么可笑的梦想，可是它还是成真了，只不过是在电影里。影片最后希希带着胡亮心爱的拨片在舞台中央讲述摇滚梦，也是象征着三代人之间文化的传承。
《缝纫机乐队》其实就是一个现实世界的童话故事，跟那些王子与公主的故事没什么两样。很多喜剧演员说，逗笑观众其实比惹哭观众难得多。人们在看别人出洋相时，都笑到嘴角抽筋，看到故事里的人美梦成真，都要忍不住为他们感怀。所以大鹏经常在他的电影里开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玩笑，但现在想起来，那些小玩笑的真实度恐怕要比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圆满结局要来得现实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