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症 ；三是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 ；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 ；五是一贯亲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种，最不可能的是第二种。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 ：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后方跟着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种也难以成立。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宣传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