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佛教史论坛：走向“活”的文献研究

由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东亚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佛教史论坛：佛教史料与史学工作坊”于11月4—5日在杭州举行。这次工作坊大体有三个主题，共七场发表与讨论：僧传与圣传（两场），文本与文献（三场），形象、仪式与史事（两场）。这里选取部分报告稍作介绍。

合影

僧传、圣传背后的“问题”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古僧传与圣传的解读策略》。陈金华首先对传记（biography）和圣传（hagiography）作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对个人生涯的描述，主要关注传主生平中能展现社会和政治立场、伦理和知识观点的那些事件；后者则将传主的生平理想化，其目的在于树立一个精神典范。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充分警觉僧传中事实和理想化的成分之间的高度交错。对于僧传和圣传中的“不可信因素”，需要批判阅读和谨慎破解，不能一弃了之。

北京大学王颂教授的报告《华严经传记考：年代·撰者·史源》，是11月4日上午讨论最热烈的一篇论文。作为现存较早的经典感应传、经典信仰史传，相传法藏撰作的《华严经传记》在中国佛教史籍中占有一席之地。王颂主要探讨了这部《传记》的史源问题，涉及撰写时间和作者。他认为，法藏在慧祥《古清凉传》的基础上，对内容有所加工，对体例进行了改造创新，并影响了其后的《法华传记》。至于作者问题，王颂强调，《华严经传记》成书情况比较复杂，法藏生前已有门人协助集撰。他认为，智俨传在法藏生前就已出现，但不是法藏本人亲撰。接着，他分别从“简二传”、“聚异闻”、“考百祥”、“誊近说”等方面考辨《传记》的史料来源。通过考察，王颂认为，法藏时代通过与西域的交通，不断获得有关印度和西域的新知识；地论学派对华严宗的影响并非一线单传，而是多源头、多层面的；《传记》在神异和感通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