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安徽的皖江文化和徽文化呼声很高，徽文化的学术型和历史积淀相当深厚，皖北深厚的淮河文化积淀不用说，皖南的宣州文化更是不用高呼即可振奋。从经世务实角度来看，宣城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地域文化。宣城文化，作为安徽文化的一部分，以其广博深邃的内涵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青睐，同时也引起了经济界的关注。
一、宣城的地域文化的形成
所谓的地域文化应该是指在一定的地域条件下，如海洋，如山脉，如河流，以及其独有的人文精神，乃至气候特点等等，或者全部，或者交叉产生的对于文化（本地或者外来的）独特的、不可变更，也无法人为变更的诸多影响，地域文化是指生活在某一地域的人群，在长期的共同历史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为该地域内人群共同遵守的荣辱观、尊卑观、主次观等价值理念，这些理念根深蒂固与该地域人的头脑中，并为该地域内人群所自觉遵守。
宣城文化形成的地理条件。宣城市位于安徽省东南皖南山区与沿江平原的结合部，东至东南与浙江省长兴、安吉、临安县交界，南部与本省黄山市相连，西至西北与本省青阳、南陵、芜湖县接壤，北至东北与本省当涂县和江苏省高淳、溧阳、宜兴县毗邻。最东端在广德县新杭乡桃园村与浙江省长兴县交界处，最西端在泾县查济乡上菥荻村与青阳县、黄山市交界处，最南端在绩溪与黄山市交界处，最北端在宣州区雁翅乡李垾村与当涂、高淳县交界处。东西最大距离约173公里，南北最大距离约112.5公里。辖宣州区和郎溪、广德、宁国、泾县、绩溪、旌德6县。
宣城文化形成的自然条件。宣城的地形走向，直插苏浙境内，呈牛角尖状，其气候属亚热带略带海洋性的气候，宣城虽未临海达江，但离江海特近，境内不缺水，东南部系黄山余脉，是典型的山区，丘陵地带，西北部为长江冲积型平原地带，河湖纵横，是典型的江南平原。南北的地理差异、气候差异，四季分明的季节，这种多极格局的自然条件，既适合中原荆楚大地人们的生活，又更适宜长江沿岸吴越子孙的生存。其他地方也许是一方水土只养一方人，而宣城一方水土确能养多方人。同时宣城境内土地、农林、矿产、水利、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各层次、各历史阶段的移民到此择优而居。因此景色如画的宣城不但是古代兵家的必争之地，更是移民先人的生存东土。
宣城文化形成的历史因素，其过程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阶段。古代是指宋、元、明、清时代，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多次发生瘟疫后，加上宣城又是战略要地，历史上就曾成为岳飞抗金、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人口锐减后，大量先民从河南、湖北及周边迁移过来。近代抗日和解放战争前后，从周边地区迁来的人口。现代是指解放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城市人口下放农村，上海、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对当年山区县宣城的人才对口支援，形成大批城市人口移居农村的新移民。进入新的世纪，随着开放和招商两大战略的推进，人口的流动性更有了随意性，从苏浙沪等地有成千上万的移民移居宣城，这些新时代的移民的到来，使宣城移民文化的多元性将更加突出。
二、宣城地域文化特点
文化是属于地域的，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天生百鸟，各鸣其嘴；地育万物，各成其形。宣城文化，因为独特，才有丰富：宣城，是与苏、浙两省交界的“锁三吴、襟两浙”之地。春秋时属吴国；战国时先属越国，楚灭越后属楚国。自古就有“吴头楚尾”之说。宣城人杰地灵，范晔、谢脁、沈括、文天祥等先后出守于此，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相继来此寓居。众多的人文遗迹，优美的自然风光，使得这座古城不仅赢得“上江人文之盛首”的赞辞，更因谢脁、李白、杜牧等人的大量歌咏，而享有“宣城自古诗人地”的美誉。宣城地域文化包括徽派雕刻、徽派盆景、宣城漆器、宣城竹编、文房四宝(徽墨、宣纸、宣笔)、宣城民俗、宣城方言等等。
文化的交流，带来和谐的人文环境。宣城由于中原文化、徽文化、吴越文化的互相融合，移民文化吸收了上述流派的精华，既有尊师重教、从政的传统，又有实业兴国的传承，各种文化传统相得益彰，名显风流，奠定了和谐的基础。习俗的交流，带来开放的性格。历史上广大移民为了共同的生存走到了一起，现代移民后代为了宣城共同繁荣，互相牵手，在生活习俗上博采众长，改自己之陋习，吸他人之优点，特别是在饮食文化、诚实守信和伦理道德文化诸方面显得十分突出，造就了宣城人善于吸收的开放精神。
战乱少，对文化现存毁灭性破坏小。宣城周缘崇山峻岭是天然屏障，由于它的蔽护作用，使这里成了许多战争年代里和平安定的净土，特别是明清宣城经济社会发达昌盛以后,这里除了太平军转战十年、朱富润(朱老五)入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和解放战争过兵外，其他无甚战事痕迹。
封建宗法制度强固，对文化现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宣城的强宗大族，历来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封建宗族组织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纵向从上到下有：族长，房长，家长，家众；横向则有嫡房、庶房、强房、弱房之分。族长有擅专一族之权，尊祖是宗法制的原则，族有宗规，家有家法，这些都浸渍程朱学思想“囊括了忠孝节义的道德信条，以及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既鼓励族中‘俊秀’者，追求功名仕宦，增光祖宗；又告诫弟子辈要安分守己,服服贴贴地接受宗法家长制的统治。” 因此，族众必须改“恶”为“善”，甘当顺民，对维护封建统治和宗族威望的东西，不敢有半点冒犯。所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封建宗法制对维护宣城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黟县西递村和宏村古民居群落现存的完好，不能不说与这种文化有关系。
宣城人文化素质高，更加珍爱自己的文化现存。宣城受程朱理学影响至深，教育发达。不仅社学遍地，书院林立，而且缙绅之家还自编教材，大兴家族塾学之风。“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据康熙《宣城府志》记载，宣城府有社学五百六十二所、县塾五所、书院五十四所。各类学校，各种形式和教育，培养了多方面的封建人才，提高了宣城人的总体素质。这些人不仅创造发展着宣城文化，还继承保护宣城文化。宣城许多传世文物得以保存至今，也是与宣城人自己的珍爱有相当关系的。文革期间，可以说是我国文物现存的一场浩劫。如果不是宣城人自己的珍爱和保护，宣城文化的现存还将锐减。
三、宣城心学与务实精神
宣城的人文精神始于宋代，而明代宣城心学是其人文精神的代表。宣城心学兴于明中叶，沈宠、梅守德从学邹守益，沈宠又师事欧阳德，刻《传习诸录》，宣城心学之倡自此而始。继邹守益之后，钱德洪、王畿应邀来宁国主持水西三寺讲会，与会达数百人，水西之学闻于海内。嘉靖中，罗汝芳任宁国知府，改建水西书院，岁会以时，讲席常满。罗汝芳又延沈宠、梅守德共主讲席。罗汝芳高弟子陈履祥踵继前风，讲学宣城，施闰章祖父鸿猷与邑人汪惟清有“陈门曾颜”之目，倡六邑同仁会，宣城心学臻于兴盛。陶望龄《海门集序》曾经称明代诗文的真正创立始自阳明一派：“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
罗汝芳像
宣城的心学内涵，不仅体现了中国最正统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释家、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宣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反映，宣城是儒家、释家、道家文化的一个厚实的沉淀区。它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新安理学。这是程朱理学的正宗流派，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藉均系宣城篁墩。它从南宋前期到清乾隆年间，在宣城维系了600多年，对宣城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安理学核心是伦理常纲，同时也倡导"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重学思想，“天理为义，人欲为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理不计其功”的思想和“修内政”，“攘夷狄”的节义思想；二是宣城朴学。也就是徽派考据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婺源县的江永和屯溪的戴震。它作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直接继承了汉古经学，把经学研究从纯考据的藩篱中解救了出来。
宣城心学突出成就也反映在宣城文学尤其是诗歌上。宣城人论诗以“学”为本，合学问与诗歌为一，正是继承了明中叶后的宣城学术和文学传统。宣城梅氏、沈氏家族的诗歌传统，是宣城派的文学近源。梅守德家族与沈宠家族以科举之盛成为宣城两大文化世家。梅守德、沈宠少年同学，志同道合，以学术、诗文、气节相砥砺，共为宣城一代宗盟。梅氏、沈氏诗人辈出，梅守德之子鼎祚、从弟守箕，梅鼎祚从弟蕃祚、国祚、台祚、嘉祚、鹍祚，沈宠之子懋学及沈氏昆从，形成阵容庞大的诗人集群，宣城诗坛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观。王世贞赠梅鼎祚诗叹云：“从夸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 明末，梅鼎祚之孙朗中，沈懋学从孙寿民、寿国，族孙寿峣等人接续风雅，标建一帜。梅氏、沈氏诗人也构成宣城派的主体，梅庚、梅磊、梅清、梅文鼎、梅枝凤、梅枝南同属梅氏一宗，文学上继承明代梅氏风绪。沈埏为沈寿民之子，沈泌为沈寿峣之子，同属宣城沈氏一支。沈寿民、梅朗中总持明末宣城风雅，从游者数百人，施闰章、梅清、蔡蓁春早年即从之游，多交复社名士。
随着宣城文学的发展，导致宣城体的诞生，这是我国诗歌史上一大盛事。宣城体追求“清深”诗境和“朴秀”风貌。标举“深思”，是万历中叶以来诗歌一大潮流。竟陵派提倡“幽深孤峭”，即是推崇构深致远。施闰章不赞同将钟惺之诗一笔抹煞，以为“深情苦语，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为肤浅”。 施闰章严厉批评了清初纠缠于“历下”、“竟陵”之争而是此非彼的习气，盛赞“清深冲淡，秀而不纤，肆而不莽”之诗。 宣城派诗歌创作大抵呈现出“朴秀深厚，味之弥永” ， 如“寒云寒树护山家，岩壑无人一径斜。策杖行吟独惆怅，几枝春色到梅花。”
宣城体的出现，既是宣城诗歌传统的厚重积淀，又是清初世运变化使然，更是施闰章等人不懈艺术追求的一种结果，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清初诗人谋求从唐诗、宋诗、明诗的旗麾下走出来另辟阵地。尽管宣城派在康熙后叶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可贵的诗歌求索推动了清代诗坛的繁荣，宣城体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复景观，并影响着清诗的演变走向。
四、经世务实的学术人文精神
宣城心学表现出浓烈的经世务实的人文精神。导致了宣城人讲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或“学而困则商”。他们在外谋生，或走仕途，或精商道，或仕商兼通，当他们经过艰苦努力，创造了绰有余裕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发展条件，成为富贾之后，便投资故里，或建筑家宅、或购置田地、或修筑桥路、或捐资办学、或建祠堂庙宇、或树碑立传等，一来光宗耀祖，二来博取名声，三来修身养性。
宣城地域文化，是现存中华文化的袖珍缩影。不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教育学、建筑学、美学、医学、艺术，还是从旅游、经济、贸易等方面都具重要的价值。今天的人们从现存的宣城文化上，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力量。从现存宣城文化的大量实物和史料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宣城人的信仰、风俗、风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等都无不渗透着儒家文化。正如“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商，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更重要的，徽商所留下的踪迹，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从现存民居村落和世家谱、族谱中，可以分析出宣城当时强固的封建宗法制度，我们也可以分析释家和道家在此的兴衰和对宣城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其中所占的地位等。
宣城地域文化中更多的表现为经世务实的内涵：其一，在政治和教育上，宣城心学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实政与实德双修”，认为杰出人物的“实德”是在“实政”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强调“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其二，宣城伦理思想是“义利双行”，即“道义”与“功利”相结合，肯定人的物质利益，“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其三，在推进经济发展上，宣城文化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
厚德载物，文化天下。毋宁质疑，现存宣城文化必将在更广的范围内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我们应在保护重视的前提下，搞好开发利用，让现存的宣城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更加流光溢彩。拥有1770年建城史的宣城，北枕“江南诗山”敬亭山，南倚中国活化石栖息地之中国鳄鱼湖。湖光山色之间，人文胜景迭出，“文房四宝”徜徉其中，传承世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更期待能够演绎现代城市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