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戴高乐逝世47周年。
戴高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也是法国第18任总统。然而，西方对戴高乐在政治上的评价，一直以来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法国在跌落时所能够寻找到的最好的政权保卫者；也有人说，戴高乐在位期间赋予总统的过大权力，使当时的法国走向了独裁和专制。
那么究竟，戴高乐的“集权”是否让法国迈向了极端？他是对是错？今晚这篇推送，我们通过一份第一手资料——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日记，来为你呈现当时的政治格局。
蓬皮杜是戴高乐多来的亲密盟友，期间有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尤值得注意：1944年，蓬皮杜经一位巴黎高师的同学介绍，进入戴高乐的办公室工作；1962年，蓬皮杜出任戴高乐政府总理；1969年戴高乐辞去总统一职后，蓬皮杜成为戴高乐的接班人。
这期间的种种亲历心声和不为人知的故事，蓬皮杜都记录在了他的日记中。今日借着纪念戴高乐，分享给你蓬皮杜从1950年到1953年写下的关于戴高乐的日记。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现由蓬皮杜之子阿兰·蓬皮杜编选收录于《双面蓬皮杜》一书中，广西师大社10月出版。
1959年1月，乔治·蓬皮杜乘公务车陪同戴高乐将军前往爱丽舍宫就职
蓬皮杜日记
节选自《双面蓬皮杜》一书
1950年6月12日至18日
6月14日，（将军）情绪一般。我记录了他的一些看法：“莫里亚克？所有天主教徒都知道他会被定罪。”
在谈到让·路易·维吉耶时提到马克·桑尼耶：“有必要给他让路？”“他可以和其他人一样等上五年。他有天生的好口才，创办了《西龙》杂志，虽然遭到谴责1910年，天主教杂志《西龙》受到教会谴责。，但他会继续做下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能做的蠢事，他都干了个遍。戴高乐派只支持正义的主张。我告诉他，人民共和运动有两位父亲：他是精神之父，我是物质之父。”
在西部之旅中，我注意到他对那些势利之人非常反感。这也反映出他性格的一面：他不希望讨好人，认为这会自降身份。他认为只有患难方能见真情。
1950年7月2日
将军直到22日（星期四）晚上才回到巴黎。星期五，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讨论他的演讲稿。在谈到维希时，他再次引用了一把弓与两根弦的譬喻，以反驳《法兰西景象》（Aspects de la France）刊登的雷米的新文章。我让他删去了这句话。我指出，他这样做的话，就是承认自己被击中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将军在瓦恩谈话的“公报”发表之后，雷米寄来一封长信，同时，他的那个当修女的妹妹雅克琳也来信胡说八道了一通。将军回了一封简短而恰到好处的信，拒绝通过书信展开讨论，还重申了对他的矢至不渝的友谊。大概这封信到得太晚了，未能阻止文章的发表。尽管如此，雷米又寄来了一封信。将军起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他又向博纳瓦尔加斯东·德·博纳瓦尔上校（Gaston de Bonneval，1911—1998），抵抗运动者，曾被关入集中营，后担任戴高乐将军副官（1945—1964）。要去了。信虽然写得热情洋溢，但什么也没有否认，而且毫无悔恨之意。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国家元首的权力。他对我说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法国不可能实行专政，这已有前车之鉴，而且法国还很羸弱，与这种制度不相匹配。因此，应该有一位强有力的、深孚众望的国家元首，“以免各党派做得太过分了”。
1951年3月19日至24日
将军的一件趣事：他认为必须提高工资。虽然这样做既合情合理，又有利于选举，但他拒绝发表声明，因为他不希望（这样做）“看上去是为了蛊惑人心”。
1951年11月12日至18日
非常忙碌。
13日，我与将军仅有过一次平静的长谈。他只有在真正能掌握权力的情况下才愿意掌权。接下来必须有事件发生，迫使奥里奥尔和议会向他求救。因此，在人们准备向法兰西人民联盟求救时，苏斯戴尔要提前发出预警，应该由联盟主席出面解决。人们找将军的话，如果只是表面上的邀约，他会拒绝。如果情况“紧急”，那么“形式就毫无意义”。我让将军不要太过注重形式。他希望奥里奥尔邀请他来组阁，内阁提名要在他“到达巴黎”前通过！科隆贝！可怜的帕莱夫斯基以为必须是个中立的地方才能会面，其实路凡西安（Louveciennes）就可以。
1951年12月25日
将军认为总体形势严峻，令人气馁：“我搓着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知道呢，也许二十年后的苏联会有所不同？”
“无论如何，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会根据大西洋联盟的失败来调整政策。”
《双面蓬皮杜》
1952年11月20日至12月10日
这段时间格外忙碌。
有几件大事。
事件一：
在接到皮杜尔的信之后，将军打电话让我去科隆贝，不过最终还是让达让利厄上将给我寄来一些所需资料。我与将军见了面，在他离开之前，为了让他了解我的想法，我告诉他自己担心发生类似比内就职或他离开这类危机的原因（他告诉过我他决定置身事外，他也是这么对苏斯戴尔说的），并且会予以斥责。星期一我又见到他，他给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态度傲慢，拒绝承认政权的合法性等）。当我离开时，他就差和我说“我可怜您”。在接到消息后，我于星期二早上去见皮杜尔，负责安排星期六在科隆贝的会面。29日（星期六），我早上八时到圣克鲁（Saint-Cloud）接皮杜尔，一起前往科隆贝……在科隆贝，我们受到了热情款待，11时45分至13时谈话，午餐，三人散步，14时30分至16时两人谈话，我利用空档时间阅读了将军的回忆录，16时离开。
皮杜尔认为会面的氛围良好。他坚信得到了将军愿意给予支持的正式承诺。不过他对具体如何操作还有些疑惑，对接手比内有点担心。
我后来发现将军的态度恰恰相反，他对这次会面的印象很糟糕，他并不准备将自己的一时想法付诸行动，而且他从心底也不愿意看到自己人在别人的内阁里任职。
事件二：
我与菲永勒内·菲永，参阅1952年5月18日。共进午餐，我告诉他自己想要转到私营部门工作，我们谈到勒内·马耶尔勒内·马耶尔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担任重要职务。。菲永建议我与马耶尔建立联系，我表示同意。三天后，菲永告诉我马耶尔很高兴能与我在罗斯柴尔德集团见面，时间长短由我定。6日（星期六）我打了电话，8日（星期一）我在里尔街与马耶尔会面1个半小时，会面让我很失望。报酬很好（比内指责之处），但比皮杜尔更严重的毛病是马耶尔（极其）傲慢，易怒，摆出一副厚颜无耻和玩世不恭的架势。不过，会谈很顺利，让人抱有期望。但议员们能否像对集团主席一样地支持他，我对此表示怀疑。
事件三：
关于将军的眼睛。他告诉我（我记得是2日）视力正在减退。我很震惊。3日，他准备见眼科医生吉约马。我问他能否告诉我结果，他回答说：“我不愿告诉您，不是因为不信任您，我完全信赖您，但是我宁愿只有医生和我知道。”但我感觉他放下心来，至少对于病情爆发的时限不再担心。
事件四：
第一区夸尔保罗·夸尔（Paul Coirre，1911—1989），实业家之子，1952—1958年以独立共和与社会行动者的名义当选塞纳省议员。与奥利维耶阿尔贝·奥利维耶（Albert Ollivier，1888—1987），抵抗运动者、历史学家、记者。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成为国民议会成员。领导《联盟》（Le Rassemblement）周刊，1959年成为法国广播电视台（RTF）电视节目主任。的选举结果令人沮丧，这对将军产生了恶劣影响，星期一我打电话时就意识到了这点。星期二，他很早就到了，交给博纳瓦尔一封信（命令他不要给任何人看，包括我在内），宣布联盟和议会之间的决裂。
我和他谈了五分钟，他告诉我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对我要说的话不感兴趣，于是我就出去了。
随后，泰勒努瓦尔（刚从联盟领导小组回来，准备去联盟政治局）表示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以便联盟领导小组能够一致反对比内；但比内最终以9票微弱优势过关，因为承诺向阿尔及利亚提供15亿金额的无耻的包工合同。
泰勒努瓦尔像只狮子一样坚持了半小时，让将军有所动摇。接着苏斯戴尔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或走或留，只能二选一”进行了斗争。第二天，帕莱夫斯基认为我们的担心都是徒劳的，情况恰恰相反。将军召见了马尔罗。10日（星期三）傍晚将军召见了我，讨论法兰西人民联盟解散的条件。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得很精彩，但还是无法解决难题。他认为这一切对他而言已经结束了，但又不愿掩盖过去参与的事实，他绝不接受由中间人作为代表。
该怎么办？我和苏斯戴尔谈过话，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绞尽脑汁，避免灾难性的后果，找到解决办法。我与柯尼希的谈话未做记录，他从印度支那回来，对那里非常悲观。这无关紧要。
迪耶特尔姆安德烈·迪耶特尔姆，参阅1952年1月7日至12日谈话记录。召见并询问我，他对将军的想法感到困扰。“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没有戴高乐的话，什么事也做不成。”
将军写信给隆卡利红衣主教安吉洛·朱塞佩·隆卡利（Cardinal Angelo Giuseppe Roncalli，1881—1963），1945—1953年，在巴黎担任教廷大使，1958年当选教皇，即约翰二十三世。和费尔坦，对他们任期内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将军在以前的谈话中告诉过我，有两个人可以成为外交部部长：勒内·马耶尔和莱昂·诺埃尔。（他极力反对帕莱夫斯基。）
我对以前的笔记做了总结：比约特声称将军“总是在他的军事生涯上设置绊脚石”，将军则声称比约特只打过8天仗！
我还记下了1947年戴高乐夫人对克洛德·居伊说过的话：“我比您更了解他，他只有胜算在握时才能获胜。”
克劳德·莫里亚克关于纪德的书的看法：纪德是自私的。他不喜欢人类，但他对人类有爱。他是在审视生活，而不是在生活。
1953年3月27日至28日
国民议会把危机推向顶点。
27日，将军斥责了苏斯戴尔、卡皮唐和迪耶特尔姆。迪耶特尔姆（与沙邦）拜会了马耶尔，但没有人告诉将军，对此将军非常生气。这件事的原因归结于沙邦过于圆滑，在事先未通知迪耶特尔姆的情况下安排好了一切，结果导致一场严重危机，每个人都深受其害。[……]此外，将军与我谈了二十分钟，解释他为何对法兰西人民联盟和联盟领导小组感到厌倦等，他已经厌倦在这个行将腐朽的国家继续开展政治活动，他已经产生厌倦，需要前往非洲寻找新的开始。然而，他希望在突尼斯见到的不仅仅是“俯首称臣的突尼斯人”，还希望与民粹分子见面；我与富歇和刚从罗马回来的垂头丧气的布鲁耶共商此事。
28日（星期日），国民议会在和谐的氛围中结束会议。
将军似乎恢复状态。
我把将军的状态告诉柯尼希。
前往非洲。
非常友好的“告别”。
最后的意愿。
“这是全新的开始。”
1953年5月19日
我与将军见了面：时长1个半小时。他希望让联盟处于休眠状态。把戴高乐派国民行动援助私营联盟（UPANG）为戴高乐将军发动全国行动提供援助的私营联盟，机构负责人是雅克·福卡尔（Jacques Foccart），负责募款。并入内阁。准备不再关心议会，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参入其中。“不可能既是戴高乐派，又是议会派。戴高乐派说：议会一秒钟都不曾想过让戴高乐执政。”我问：“如果苏斯戴尔或帕莱夫斯基进入内阁，您会怎么做？”“我不会阻止他们。如果他们对我说，阻止我吧，我会告诉他们：不会的，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事关你们和你们的良心。”我说：“然后呢？”“然后，一切都结束了。也就是说，他们对我来说就成了皮杜尔之流。”
我想到当天早上，帕莱夫斯基问我他是否应该接受任命，他很犹豫，因为我告诉他，我认为这是决裂和背叛。
我告诉将军，感情因素很重要，苏斯戴尔是不会接受任命的。
1953年5月23日
一个细节：丘吉尔夫人对戴高乐将军说了一些友好但无关紧要的话。我注意到戴高乐的回应中有两句话：“过河时如果发现河底全是淤泥的话，最好绕道而行”和“我对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钦佩和友谊无可复加”。
他甚至跟我这样评论：“当我看到丘吉尔对法国发表的友好演讲时，我在想他在准备做什么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