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治理让文化服务更精准 亟须打破“大锅饭”

法人治理，让文化服务更精准(文化脉动)

浙江温州市民在环境优雅的城市书房内阅读。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简政放权、调动社会资源、优化服务为目标，我国一些地区探索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精准服务。

亟须打破“大锅饭”“等靠要”

广东顺德市民吴桃很喜欢看演出。前几天，她购买了即将来顺德演出的中央芭蕾舞团《舞姬》的门票，“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殿堂级的艺术表演，感觉真好。”几年前，吴桃会为了看一场演出，专门开车去广州、深圳，演出结束再开车回来。最近这几年，“候鸟式”的观演方式越来越少。

变化发端于2012年9月，实行理事会制度的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成立，整合了区文化馆、演艺中心等机构的职能。改革前，演艺中心年平均演出40多场次，去年达到240场次；还引进了解放军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等一批高档次团体演出……“管理体制的改革，让公共文化服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广东佛山顺德区文体局副局长罗远光有感而发。

改革前，“在相对固化的传统事业单位运行机制下，人员‘吃大锅饭’和‘等靠要’的现象严重，大家做与不做一个样，死气沉沉。还存在论资排辈的情况，真正有能力的人士没有开展工作的积极性。”罗远光回忆。

内部管理活力不强，群众怎么能获得高效服务？“现如今，广大群众不再满足于低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而向往着更高质量。那么，坚持问题导向，改革体制机制，就成了摆在我们眼前的课题。”浙江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剑谨谈道。

全国来看，行政依附性强、效率低下、监督缺位等诸多问题在公共文化机构中十分普遍，导致服务效能低下、供需对接不精准。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宏存表示，“理事会建设重新界定政府与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在放权与赋权中提高公共文化机构运作活力，更好地为社会供给供需对接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