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耶鲁大学英文系颁布了新修订的教学大纲，对必修课程作了较大的改革。这一举措，是为了回应去年6月份160多名耶鲁学生的公开诉求。这场课程之争，反映了近年来美国文化教育界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以“种族、性别和性取向”为理由，质疑大学人文经典教学的思潮，引起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这里刊载毛亮老师的文章，俾便读者了解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编者
2016年6月，有关耶鲁大学英文系本科课程设置的争议，演变成一个“文化事件”，引起了英美数家重要报刊的关注，像英国的《卫报》、《每日邮报》和美国的《国家评论》都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这次争议，始于一封由160多名耶鲁英文系本科生签名的公开信，信中要求该系将本科必修的核心课程“英国主要诗人”改为选修，同时还要求废除学生必须选修3门19世纪之前英美文学课程的专业要求。
《卫报》对耶鲁英文系课程之争的报道。（资料图/图）
一所大学英文系的本科课程设置，引起大西洋两岸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注意，固然与耶鲁大学和耶鲁英文系的地位和影响有关，但也不完全如此。这次争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大学1980年代发生并延续至今的、所谓“文化战争”中的一些论调，特别是大学文科教育中质疑经典，甚至“去经典化”的思潮。2016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而这次大选的政治纷争比以往更为激烈，特别是围绕所谓“政治正确”、移民和少数族裔权利等一系列问题，美国文化界和教育界中自由与保守两派原有的分歧，也趋于极端化。这也是此次争议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本科专业必修课“英国主要诗人”上。在耶鲁英文系，这是一门传承悠久的核心课程，最初开设于1920年代，至今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作为耶鲁英文系专业教育的基石之一，这门课的设计理念和教学方法也有其特色。这次争议发生的时候，我恰好受富布莱特基金会的资助，在耶鲁英文系访学，也找机会访谈了系里本科教学的负责人。
据她介绍，由于英语文学起源于诗歌，因此耶鲁英文系根据历史分期和经典作品两个原则设计了这门课，选取了英国文学史上8位有代表性的经典诗人，上至乔叟，莎士比亚，下至浪漫主义时期的华兹华斯作为教学内容，并指定该课为英文专业学生入门的必修课程。这门课为期一年，分两个学期讲授，教学形式为“小班讨论课”，而且不使用助教，强调完全由教授讲课、答疑和批改作业。
根据耶鲁英文系的介绍，这门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英语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变化，关注经典作品涉及的道德与伦理问题，并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与解读能力。在耶鲁，这门编号为125和126的课程，几乎成了耶鲁英文系的“标签”。以2016年的课程大纲为例，英文125和126要求学生阅读《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斯宾塞的《仙后》，弥尔顿的《失乐园》，以及邓恩、波普、华兹华斯、T.S.艾略特等诗人的代表作品。课程的内容绝非浮光掠影的简介，而是包括了所选经典作品的全部或主要部分，以及所选诗人的大量代表作。可以说，即使对母语为英语的学生而言，这门课程的阅读量和难度都是非常大的。
近年来，这门课程的一个变化，就是允许教师在固定讲授的经典诗人之外，加入一个自选的现当代诗人，于是由原来的8位诗人，变成了7+1的模式，像叶芝、惠特曼、迪金森、毕晓普和玛丽安•摩尔等现代诗人的作品，也得到了讲授的机会。在美国，耶鲁英文系一向有偏重传统和经典的特点，除了“英国主要诗人”之外，系里也要求学生必须选修3门讲授19世纪之前文学作品的课程。
当然，在系里常年开设的数十门课程中，也不乏关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课程，同时还开设了“欧洲悲剧传统”与“欧洲史诗传统”两门在更大的语境内解读英美文学作品的核心课。传统、现当代和古典文学三个方面的课程相互支持，同时在低年级强调不使用助教、由教授直接负责的教学方法，使耶鲁英文系整体的课程体系具有相当明晰合理的理念和架构。
无巧不成书，这次学生的抗争火力全开，直接针对的，恰好就是这门偏重传统文学经典的基础课程。虽然签名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是近几年已经毕业的，但就耶鲁英文系本科每年40人左右的规模来衡量，160多名学生的集体签名，确实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学生提出的理由，有许多可说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英国主要诗人”的课程，完全忽视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文学成就，而且讲授的经典作品充满暴力、凶杀和性虐的描写，还不乏对边缘群体歧视性和攻击性的言辞；又如耶鲁英文系的课程过于忽视现当代文学，因此歪曲了文学传统和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就教学方法而言，学生只是在学习如何分析解读经典作品，却从没机会去反思和质疑经典本身的地位和价值；况且，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也不应该由现行的学术机制说了算，而应该开放给所有人来评价和判断，否则就成为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这些理由，明显来自于美国文化教育界近些年来以“种族、性别和性取向”为理由，质疑大学人文经典教学的思潮。
《国家评论》发表文章说，英文系不学经典，好比化学系不学元素周期表一样荒谬。（资料图/图）
报道此次争议的主流媒体，大多保持了“小心翼翼”的中立态度，只是客观陈述正反两派的观点，但不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美国保守派的重要刊物《国家评论》则是一个例外，该刊作者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以所谓“政治正确”为托辞，拒绝学习难度大的经典作品，而以种种理由来否定文学经典的整体价值，也是头脑简单、心灵封闭和缺乏好奇心的表现。不过，在美国目前的情形下，这样的批评有多少说服力，也颇值得怀疑。特别是，《国家评论》的文章，更多是陈述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并没有直面此次争议涉及到的一系列学理层面的问题：比如，经典作品的范围是否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多元化？经典的地位源自何种标准？经典作品中的确有些内容会冒犯当代读者的政治观念与个人情感，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和解决？对这些问题，不用一种同情的态度来进行客观的考察和分析，是难以说服人的。
面对学生的诉求，耶鲁英文系给出了一个“官方回应”。就回应的措辞而言，系里似乎更在意如何降低此次争议的“热度”，强调这门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教学评估始终保持优秀；不过，若以此为理由，似乎也难以解释多达160名学生联署抗议的事实。英文系也表示，系里的课程已经考虑到“包容性”的诉求，因此开设了多门女性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但却回避了这门争议课程的必修课地位是否合理的问题。同时，系里也接受了学生的一些看法，表示同意文学传统是不断变化和被重塑的基本观点，并建议对争议涉及的问题，由师生继续讨论和协商。
不过，在英文系内部，教师们对这次争议的看法和态度，却存在着鲜明的对立。例如，赞同学生立场的一位教授，就明确表示反对在这门长达一年的核心必修课里，只讲授八位白人男性经典作家的作品。在她看来，这次事件是一个契机，可以让耶鲁英文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学科的基本理念；换言之，英文系的课程设计，应该充分认识到少数族裔和女性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革命性的社会意义。
对这样“改三观”式的课程体系修改，系里也有相当部分的教授表示反对；他们立足于教学评估的结果，提出了相对温和的批评意见。一位教授指出，学生们忽视了“英国主要诗人”这门课已经纳入了好几位女性诗人的作品，并非守旧不变。在英文系保罗•福莱教授新近撰写的耶鲁英文系的系史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观点。福莱教授特别提到，美国著名批评家、耶鲁英文系教授哈罗德•布卢姆就曾对这门课进行过大的改革：正是由于这位现在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者的坚持，这门课才纳入了叶芝和斯蒂文斯两位现代诗人，同时也开启了之后纳入更多现代和女性诗人的过程。
耶鲁英文系对学生的要求和媒体报道做出了回应。（资料图/图）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这是因为叶芝和斯蒂文斯放在今天，估计也难逃被列入“白人男性经典作家”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以有限的开放来拒绝“改三观”式的“改革”，也难以满足学生和系内其他教师的诉求。再者，英文系用教学评估作为辩护的主要理由，恐怕也未必能管得长久。近年来，美国大学的学生群体正在发生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少数族裔群体的学生越来越多，而其中属于所谓“第一代美国人”（即父母均是新移民）的学生则快速增长。在2017年哈佛大学入学的新生中，白人学生的数量首次低于半数。在多元文化和“去经典化”的文化背景下，这些少数族裔的学生和新移民的子女，对这类以西方传统经典为主的课程会抱有何种态度，也不得而知。由此来看，目前的课程评估将来完全可能发生“翻盘”，因为课程评估本身就相当依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接受度和认同感。
耶鲁英文系的“书战”又是一场针对传统和经典的“文化战争”。不过，人们也无需大惊小怪。事实上，对传统和经典的挑战与质疑，并非美国教育的“特产”。远的不说，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蔓延英法两国文学界的“古今之争”，早已开辟了这类论战的战场。19世纪的英国发生了人文主义与科学技术孰优孰劣的大辩论，再到今天美国文化教育界的“文化战争”和“去经典化”运动，可以说，在西方文明迈入现代性之后，围绕经典的定义、地位和价值的各种争议，伴随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演进的整个过程。
当然，每次论战的焦点在变，当年代表“今”或“现代”的文学作品，在21世纪，反而成了代表“古”或“传统”的守旧之作。此外，每次论战的话题也在变：从艺术评价标准的确立，审美和道德趣味的高低，民众福祉和社会进步的优先需要，再到今天以“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压迫”和少数群体的权利等理由，要求彻底改写文学传统，甚至取消经典作品的教学。围绕经典问题历次争议中的是非曲折，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说清楚。
不过，这些争议中确有一个侧面与今天的现实密切相关，并值得我们加以注意：有关经典问题的每次论争，最终都对大学的人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到教授哪些作品，大到人文教育的基本理念和目标。这也是为什么经典问题的争议对大学的人文教育而言，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谈到经典之争，我们不能不提到18世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格列佛游记》，就出自他手。不过，中国读者可能不一定知道，斯威夫特也深度参与了他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争”。他的讽刺名篇《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流传至今，而且“书战”这个提法，也成了今天质疑经典、争议大学人文教学的代名词。
期威夫特《书战》插图（资料图/图）
斯威夫特参与有关古典文学与当时流行的“现代文学”孰优孰劣的论战，最初是因为一些个人的恩怨。然而，他在《书战》中提出的观点，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威夫特的文笔辛辣生动，精妙的比喻和意象比比皆是，特别是文中那个著名的“蜜蜂”和“蜘蛛”的比喻。斯威夫特用“蜜蜂”来比喻那些勤于学习传统经典的人，他们无意追随当下时髦的观念，愿意跳出自己狭小的心智，去“探访那些田野和花园中各种各样的鲜花”，汲取养分，培养明智的判断力和辨别力，最终获得了甜美的“蜂蜜和蜜蜡”。与此相反，“蜘蛛”则比喻了现代人的心态，它满足于自我的“自给自足”，不仰仗他人的恩惠，也不受他人的压迫，一切似乎都源于自我内在的资源。
不过，在“蜜蜂”看来，“蜘蛛”的“自足”无非自欺欺人，因为它也需要结网去抓住外来的苍蝇和飞虫。因此，它们之间的唯一差别，只在于各自心灵世界的大小：“蜘蛛”过于迷恋自我，因而只固守自己区区“四个英寸方圆”的狭小天地，在其中坐“网”观天，洋洋得意。然而，没有一个宽广世界的滋养，“蜘蛛”最多只能分泌自己身体里的“秽物和毒素”，来维系着它那一张小小的“蛛网”。
今天看来，斯威夫特文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对“现代文学”的讽刺，可以说是一种偏见。然而，如果抛开这些偏见，我们也能看到斯威夫特所言，对我们今天的“经典之争”也有颇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斯威夫特告诉我们，心灵的丰富和美好，首先需要不执囿于自我，能够跳出自己那“四个英寸方圆”的狭小天地。这也是人文教育和经典教学的要谛所在。
事实上，斯威夫特所提倡的观念，后来也被许多重要的西方学者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加以表述。英国哲学家休谟在《论审美的标准》一文中，就讲到经典的评定并没有绝对和纯粹客观的标准，但是审美教育首先要求人们主动抛弃那些由特定时代和个人处境所强加的偏见与情感。雅克•巴赞也认为，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予我们一个海量的经验世界，我们可以不用亲历就得到体验，我们可以面对人类对世界方方面面的感受，超越了我们被局限和被设计的当下生活；通过经典的学习，我们可以逃脱囚笼，仿佛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现代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模仿论》的作者埃里克•奥尔巴赫也曾说过，经典作品的意义在于“对自我意识的不断重塑和改变”，而不是对自我认知的重复和强化。这些人文主义者在经典中看到的意义，与斯威夫特所说的要点，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然而，许多当代人文学科的教育者和学生，似乎正在走向一条相反的道路：基于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身份政治的理由，他们认为唯有那些能够反映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不断强化自己原有的意见和情感的作品，才值得去学习。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经典就变成了所谓“主流群体”对“边缘群体”进行压迫的象征，而“去经典化”才是一种自我的“解放”。
可是，这样的“解放”，在多大程度上不过是在重复自己固有的执念，甚至让自己更深地困锁于个人与时代的“囚笼”之中呢？人文教育之所以与经典作品的学习密不可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的成长，本来就意味着个体原有的经验和观念得到不断地修正、扩展和改变。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未来的世界尚未可知可论，而当下的经验又往往显得狭隘和短视，所以那些凝聚了人类已有的经验、又经过历史与文化积淀的经典作品，才会成为人文主义教育最为适宜的资源。
耶鲁英文系的这一场“书战”，经过一年多的折腾，最终以2017年4月耶鲁英文系颁布新修订的教学大纲而告一段落。按照美国大学办事的逻辑，这份新的大纲也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产物。耶鲁英文系一方面继续保留了“英国主要诗人”作为必修课程，但同时又加入了两门新的必修课，使必修课整体扩大为4门，而学生只需从其中选择3门。实际上，新方案做了一个很大的让步，即将原来“英国主要诗人”一课的必修量削减了一半。
在新增加的必修课中，一门是美国文学，另一门课则讲授英美之外的英语文学作品（如非洲、加勒比和亚裔英语文学以及印度文学等），而这明显是为了满足当下美国多元文化思想的诉求。同时，新大纲也不再强调19世纪之前英美文学经典的教学，转而鼓励学生修习更当代和多元化的文学课程。
于是，这一场沸沸扬扬的“书战”终于落下帷幕。可以看到，耶鲁英文系新的课程体系一方面在努力维持经典教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得满足有少数族裔背景的学生的需要，同时平复系内对传统课程体系不满的教师的情绪。在美国当下的文化和政治情形下，这样的解决方式也在意料之中。
这场围绕文学经典的“书战”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它所折射出的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问题，对当下的人文经典教学有不少值得参考的地方。中国文化有素重经典的传统，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对中国大学的人文经典教育是非常宝贵的。不过，重视经典的传统也要避免走向“权威化”和“教条化”的传统主义。此外，由于“全球化”，美国大学中时髦和热门的思潮、话题和观念，对中国大学和学生群体的影响也不会小。
目前，中国大学的人文经典和通识教育还在形成自己的体系和方法，对经典的问题也需要做一些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思考。耶鲁英文系的这场“书战”提醒我们，对于人文经典的教学，不能回避质疑，或抱有一种“自我合法化”的态度。实际上，对经典的“教条化”过度推崇，与对经典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颠覆，必然是相互激发、此长彼亦长的两个极端。这两种做法都有悖于人文教育的基本精神。重视源流而不必规定“道统”，尊重传统但应拒绝权威，才是人文教育应有的立场。
若要纠正对经典的“权威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误区，我们首先要寻求对经典做一种客观的“历史还原”，如实地恢复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本来面目。
就英美文学经典的形成来看，它们凝聚的是历史上无数普通读者和评论者一代代的经验、感受和评价。从一开始，英语文学的经典，最初都属现代市民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产物。因此，认为某一种所谓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一部经典成为经典，其实是一种荒诞不经、疑神疑鬼的臆想。同时，认为经典作品的根本作用，在于维护和延续某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与历史的真实也不符。
不可否认，有些经典作品中存在着一些今天我们看来是歧视性、甚至压迫性的观念和言辞；但是，如果还原了经典的原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太多的人文经典所提出的思想，所创造的艺术形式，以及其想象力的优美宏大与无所畏惧，在当时都是具有革命性、甚至颠覆性的作品。经典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其宽宏的包容能力，在于其能够体现旧传统与新观念、生活的经验与固定的规范之间的张力和颉颃，得以让当时和今天的读者走出各自时代的囚牢。
英国18世纪的经典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如果放在今天，恐怕一定会被划入保守和过时的“白人经典男性作家”之列。可是，在那个时代，约翰逊却一直勇于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文化辩护。当时的文化人普遍依赖贵族的庇护，而约翰逊却保持着一个作家的独立和自由，甚至许多时候更像是一个蔑视权威的叛逆者。虽然约翰逊深受古典文化的熏陶，也强调古典文明的价值，但是他强烈地反对泥古和复古的做法。约翰逊始终具有敏锐和深刻的现实感，告诫当时的人们许多古典时代的神话和典故早已失去了文学的效力，在文学作品中机械地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只会令人生厌。对真实生活经验的尊重，让约翰逊对当时尚未捏合成形的英国小说这样的新兴文体，给予了难得的重视和赞扬。
当时的文化人普遍依赖贵族的庇护，而约翰逊却保持着一个作家的独立和自由（资料图/图）
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在重视规范和标准的同时，非常强调社会现实的丰富和多元，这一传统的形成与约翰逊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他那种既重经典也重经验，强调对传统的继承但又反对盲目复古的传统主义的批评理念。这样的理念既能让经典保持一种连接现实的“活气”，也能以严肃的态度容纳和考察新兴的文学作品。我们今天思考经典和人文教育，应该说约翰逊的思想绝对没有过时。
经典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断纳入新的作品是经典形成和延续的必然。因此，在文学或其他类别的经典教学中，我们不能基于偏见而预设某种不变的“道统”，画地为牢，自做道场。实际上，经典的范围在历史上始终处于这样的变化之中，不断有新的作品成为经典，也有旧的作品被重新发现而成为经典。经典地位的获得应该依循历史的规律，需要等待读者经验的积累沉淀和学术评论的公允判断；尤其不能用非文学的标准来“提拔”某些作品成为经典，或将公认的经典作品贬斥为对少数群体的迫害之作。换言之，“保守”与“革新”，本不是经典问题的关键，甚至“政治正确”也不应该成为衡量经典的标准。
在这次耶鲁英文系的争议中，经典作品的教学方法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美国文学批评大家M. H.艾布拉姆斯在逝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文集《诗歌的第四维度》之中，也特别谈到了人文经典教育的方法问题。这部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何为人文主义批评？》和《人文主义批评的语言和方法》均提醒今天的教育者，人文主义教育一定不能模仿社会科学日益实证化的教学方法。人文经典课程的教师不能把自己看成某种“方法的传授者”，而应该成为一个“现身说法者”（teach by example）。换言之，经典作品的讲授者首先要对作家的立场和观念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切实的研究，在课堂上不能只是罗列出各种现有的批评观点，然后由学生按其所好，各取所需。这样的貌似“客观”和“全面”的教学方法，会把人文经典的讲授变成一种刻板的实证主义，而失去的则是学生对经典的思考和感悟。
曾经获颁美国国家人文奖章的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1912-2015）。（资料图/图）
然而，像对经典作家作品切身的同情和判断，深入浅出的讲解能力，对作品整体的把握，阐释作品过程中轻重有别的分寸感等等，这些经典教学中最为关键的能力，均需要多年专业性的研究和揣摩。换言之，即使是通识层面上的人文经典教学，高深的专业教育也是首要和必须的前提。
18世纪时，英国的一位评论家预言到，英国的喜剧在谢里丹之后，必然会走上衰落的道路，因为随着文明的进步，现代人的内心会变得纤细和敏感，很容易被冒犯，而精致繁复的礼仪会变成各种禁忌和约束，而那种游戏般自由活泼，大胆无忌的“幽默感”则会越来越不合时宜。且不论这个预言是否成立，今天的人文经典教育，其实也迫切需要这样的“幽默感”。我们甚至也不妨把人文教育的课堂看成这样一个喜剧的舞台，教师的责任在于生动地演绎出一部作品的脉络纹理，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和情感，而学生则应该成为具有“幽默感”的观众，或更进一步，学到一个好演员的才华，也能游戏一般地自由出入古今人物的心灵和思想，不必拘泥于自己的处境，不必执着于自己的观念。这样师生共同的演绎，才能造就一个人文精神洋溢的课堂。相反，当我们越来越习惯用各种“戏剧化”的方式表达自我和群体的身份、政治与文化诉求时，我们反而日益失去了那些可以让我们获得生机和自由的人文经典，那些人类文明留给我们的伟大戏剧。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