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始，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无疑应有多条重要干支线，这些交通干支线无疑是沿线以政治、军事为重的城市设立的关键。
梧州无疑在这些交通干线的作用不言而喻，一方面，梧州处于南岭交通走廊湘江——漓江（桂江）——牂牁江（即西江，不同河段称谓不一）进入岭南的关键节点，附近的潇水——贺江道也可相互呼应；另一方面，从梧州南下岭南沿海，不论从西江沿江南下达番禺，还是从藤县南下，沿北流江经过今鬼门关而达南流江直达合浦甚或交趾，这一南北通衢的南北陆海丝路的交接点已经形成。
岭南地区南临南海，历史时期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交往，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仅缩短了岭南地区曾经借道海上达冶县（治今福州）而北上的距离，而且成为以后“南海诸国”来华的必经之道。《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所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等东南亚、南亚诸国，最远的达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国（今锡兰岛）等，“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东南亚、南亚的“奇石异物”，经过海上交通而达岭南，而由岭南北上，南岭交通的灵渠道、贺——潇道、耒——连或耒——武道、章——浈道等成为北上的通道。南海海上通道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国内交通向外的延伸。正是通过南岭交通、国内交通与国外交通融为一体，中外陆海交通网已基本形成。岭南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从此，岭南成为中外政治、经贸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岭交通也成为沟通这一地区与内地的重要交通走廊，也使岭南成为秦汉时期中外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梧州处于灵渠道桂江进入西江的交汇处，其南北货物汇集与转运的作用不可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时佛教从海路传入。南海航路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已经开通，使者往返频繁。学者们近年已考证出海上丝绸之路有三条：第一条，外国商船由合浦上岸，溯南流江北上，越分水岭下北流河（绣江）到藤县入浔江，从浔江下梧州沿桂江（漓江）北上，越灵渠下湘江，进入长江水系。或从徐闻登陆雷州半岛，陆路到北流县，下北流江到藤县、梧州进入珠江水系。第二条，从珠江口入番禺（广州），沿珠江上溯到梧州，可沿桂江北上越灵渠入长江水系；或在梧州沿西江上溯到南盘江、北盘江，在夜郎走茶马古道进入云南、四川、长安。第三条，从海路到交趾、陆路进入左江、下邕江、入西江。
总之，秦汉时期国家政治格局中，岭南西部作用显著。包括灵渠道在内的南岭交通多条水陆道路的开辟和整治，沟通了岭南甚至域外与内地的联系，为维护大一统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的安定起到了保障作用。其交通在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为最早南北陆海丝路对接点，梧州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促使南岭南北的商品往来，“中国商贾者多取富焉”，而且使“南海诸国”商品流通到北方。以梧州为中心，南接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合浦，北经桂江——灵渠——湘江，东西浔江——西江沟通，南北交通畅达，东西交通便利，当然也促进了岭南手工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推动了岭南社会的进步。
梧州处于桂江与西江交汇处，北流江——南流江直接南下北部湾，外国商人来这里经商的也不少，据《梁书·诸夷列传》记载，黄武五年（226年），罗马人秦伦是外国商人到交趾经商的第一个人，交州（即今梧州）太守吴邈派人送他到建业会见孙权。当时交州（即今梧州）是东西交通水上的门户，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时的梧州就是这样一个吸引外番的岭南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第一批佛徒的外国商人便是经梧州（交州）北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