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的科学。它顺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而生，已成为推动世界运转的无形之手。
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事关国计民生。大至城市规划，远至未来政策布局，管理学人探索不停。
2005年9月发起成立的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中国人自己设立的管理学界第一个奖励基金会。宗旨是奖励中国在管理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倡导管理学理论符合中国国情，并密切与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管理学长远发展，促进中国管理学人才的成长，提高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迄今，38位菁英获选，获得广泛认可。
公以载道，旦复旦兮。
今天，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举行，星光熠熠……
2017“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众托。
2017“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樊胜根、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
2017“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获奖人：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017“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王众托
“谈起我这一生的生活和工作啊，心情总是不很平静。”说到自己的故事，王众托，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专家，2017年“复旦管理学终生成就奖”获奖人如此开场。
尽管已是89岁高龄，身形瘦削的王众托却并不显老态。1928年出生的他，幼时历经战火洗礼，在动荡中奔波求学，立下报国之志，如今已为中国工业建设工作60余年。
在大连理工大学度过的大半生中，他以开拓者的身姿不断迈进新的方向，不畏难，不畏苦，在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基础建设、决策分析与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元决策概念的开拓与理论体系建构、知识管理学科的创建与发展等诸多领域成绩斐然。
他的学生爱戴并尊敬他，潜移默化间传承着他的精神。而他也仍在努力，试作一片红霞，映照更多人。
1939年，11岁的王众托跟随家人避难至陕西汉中，于一次日军轰炸中，与死亡擦肩而过。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王众托如愿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与一群同样怀抱着家国情怀的同辈人相伴，度过了解放前后紧张而有所期待的4年。期间，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曾见证这一历史事件的他，至今不忘当时心情：“那个时候非常兴奋，觉得中国人总算是站起来了。我们将可以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我呢，也要为中国的工业建设出一份力。”
1978年，大连工学院系统工程研究所正式成立，同时招收硕士研究生。作为主要奠基人的王众托担任第一任所长。这是我国第一批系统工程科研机构与博士学位授予点。现已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的国家重点建设学科之一。
“自动化再往前走有两个方向，向广度发展，就应该做系统工程。光盯着技术不行，光盯着手段也不行，必须考虑到整体，考虑到它的效果。”上世纪70年代，尚在自动控制领域耕耘的王众托于实践中发现，仅仅着眼于技术手段无法妥善解决实在的具体问题，社会、经济、个体行为及组织管理等因素无不以其方式从中影响，谋求总体性的综合考虑大有必要，而这恰恰需要系统工程的思想。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王众托一行着手制定培养内容与方向、统筹招生问题、评选合格导师、确定学位颁发方法……在教育部响应了他们建立系统工程学科的建议后，转至系统工程的他们可谓“白手起家”。面对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曾经的艰辛难为外人道。然而数年后的努力成果，也同样令之欣慰。
“有时我会想起我的父亲。当年修铁路也是这样，这段铁路修好了，这个地方经济繁荣了，他们却不能在这儿待，他们又要往前头去。”从电工、电子到自动控制、系统工程，乃至管理学下的诸领域，事实上，自1951年清华毕业赴大连工学院工作后，王众托的学术生涯转折，还有多处。在他看来，纵然60余年间不断变动——曾埋首于自动化著作的翻译，也醉心过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有一脉轨迹却始终清晰：“我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一直集中在中国工业化的几个前沿。”随着中国工业由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迈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国家需要不断更迭，而他也一次次选择站到技术前沿，迎难而上。上世纪80年代，深信系统工程作为应用学科，需密切联系我国实际的王众托，曾亲自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团队下工厂、下乡镇，完成了一系列受到各方肯定与嘉奖的项目。
在王众托参与的网络计划应用项目中，借助系统管理的科学方法，兼顾现场老工人的经验，他与他的团队将传统的网络计划方法进行改良，优化了多个项目同时进行时的资源调度问题，并把一种新的决策关键路线法及其计算机程序应用到项目进行时需要临时修改决策的施工和检修工作中，最终令这一项目的工期大大缩短，出乎海外业主的预料。
针对炼油企业的生产计划、产品结构及加工方案编制，其团队亦创造性地提出过一种以虚拟装置为基础的建模思想和方法，与基于知识工程的决策意向分析以及多目标优化相结合的软件系统。该项成果可以提高原油加工的效益，曾经由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推广而广泛传播，配合各炼厂的再开发和有力推动，为炼油系统创造了极大价值。
“什么叫‘元决策’？‘元决策’就是对决策进行的决策，或者说，对决策做一个顶层设计。”作为王众托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元决策”概念的提出，离不开他躬亲现场所获的经验。在决策分析研究和决策支持系统开发的过程中，王众托发现，人们常常把决策的失败归咎于客观环境，从而忽视了决策顶层设计与安排的匮乏。由此，他结合我国传统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原则与方法，并将之应用于一些决策支持系统中，而“元决策”概念也成为了东方系统方法论中的一个新发展。
1935年出生的全国道德模范邵春亮现已82岁高龄。谈及他的老师王众托，这位同为师者的耄耋老人依旧恭敬地叫着“先生”。他说，“先生永远是我的先生，我在先生面前永远是学生。”即便过去61年，“我仍然有向先生学习的空间。”
在王众托的众多学生中，像邵春亮一样，自己站上讲台后，仍愿意凝聚在王众托身边者，不止一二。
而对王众托来说，为学生开拓视野，不过是在贯彻他所理解的教学“三境界”：在从教多年的他看来，教学有三种境界，一是将概念讲清楚，“不能含糊”；二是传授方法，授人以渔，教人知其所以然；三便是点拨方向，帮助学生打开眼界，摆脱窠臼，获得学术前瞻性。
虽然不再招收学生或固定授课，王众托的身影却仍出现在大工校园中的各个角落。生活规律的他，依旧会在早晨七、八点爬上楼梯，来到因堆放着各类书籍而稍显杂乱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尽其所能帮助后辈找到方向。
不忘初心的世界“零饥饿英雄”
2017“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樊胜根
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农业发展，政府应该将宝贵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哪些领域？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深层原因及资源优化配置的规律是什么？在新常态经济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食物安全与营养安全的发展目标？对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2017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得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樊胜根给出了兼具独创性和实务价值的答案。
三十年如一日对农业经济和公共政策的不倦探索让樊胜根成为该领域国际知名的专家。八年前他就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不仅是研究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所长，也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农业研究组织高层领导的中国籍雇员。在学术研究之外，樊胜根也是消除饥饿及推动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倡导者——他发起“2025协定”，联合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开展合作；身为联合国“增强营养运动”领导组成员，是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的全球29位领袖之一；代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参与G20峰会，同时也是我国农业部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在漫长的学术和国际活动生涯里，樊胜根始终不曾忘却自己立志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和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初心。
出生于江苏普通农民家庭的樊胜根，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上大学之前，他一面求学一面帮家里务农。高考志愿书上,年轻的他郑重写下“农业经济学”。
樊胜根始终关注中国农业发展和减贫进程，针对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投资优先序、农业生产率测度、农村发展与制度改革等，展开了极具开创性的探索。
他率先使用生产函数法，将中国农业快速增长的源泉分解为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投入的增加。研究结果表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对中国农业的增长贡献巨大。同时，农业科研投资的回报率不仅很高，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趋势。在对投资优先序的研究中，也是他首次将公共投资与减贫结合起来。他在中国搜集了大量县级、省级板面数据，并创建了一个经济计量系统模型，用于测算各类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比较不同投资在同地区、不同投资渠道下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转型期间，农村低等道路投资回报率事实上超过了高等道路；而在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其他地区。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政府在西部建设与农村发展的政策制定上提供了科学的实证依据。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深入的实地调研。为获得宝贵的第一手数据，樊胜根曾带领一支科研队伍，对贵州、云南、甘肃和新疆地区进行了长期追踪。回到研究所，樊胜根构建了一个动态均衡的分析框架，提出中国未来应该优化结构，实现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跨地区流动，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新常态经济与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樊胜根还开展了对中国食物安全和营养新战略的研究。他指出，“中国在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营养不良（饥饿、微量元素缺乏和超重/肥胖）仍然广泛存在。许多新出现的社会和环境的问题使这一切变得更具挑战性。”对此，他开出的“药方”是:以可持续的粮食和营养安全为目标，采取综合的政策和投资计划，更好地链接经济与市场，转型农业和食物生产系统，以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高质量和营养的产品。
在国际组织工作的经历让樊胜根不仅有科研工作者严谨治学的精神，更有国际视野与格局。樊胜根相信，中国农业的发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他亦始终把自己作为一座桥梁，将中国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他将基于中国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经济计量系统模型用于分析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44个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投资，并通过与发达国家作对比，总结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科学的公共投资决策。而这个经济计量模型也被国际机构作为范本在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
樊胜根在减贫和抗击饥饿方面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14年，他获得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颁发的“零饥饿英雄”奖，便是最好的见证。
“饥饿和营养不良仍在持续，中国与世界都面临着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挑战；政策、技术和制度是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关键；而中国在消除全球饥饿与营养不良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樊胜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作的报告中如是说。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他将砥砺前行，不仅以学者的身份，同时以实践者的身份，身体力行，推动全球食物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异国他乡数十载，当初的那个田间少年如今已成为受人敬仰的学者，不变的是他推动中国发展的赤子之心。
中国人口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建言献策者
2017“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彭希哲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老龄化挑战如何应对、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如何解决、生态环境压力如何缓解……这些中国近年来改革发展绕不过的重大议题，都“写”在2017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人口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专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的“研究清单”上。
“学者，一定要能够顶天立地。”总结几十年来从事人口学研究的体会，彭希哲这样说道。他口中的“顶天立地”，即学者既要有理论方法，也要走出书斋、深入社会调查实践，把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充分结合。
这也正是彭希哲的学术特色——将所学的西方理论方法应用于研究具体的中国问题。他娴熟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和人口学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问题分时间、过程、地区和城乡差异进行系统的分析，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他的学术论著在《科学》（Science）和《中国社会科学》等国际国内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
“中国特色”的人口问题在老龄化进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转变，社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变革，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袤的地理面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呈现出进程快、老龄人口数量庞大、地区差异明显等特点。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家庭模式，中国政府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扮演的角色也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彭希哲联合复旦、北大、人大、浙大、上海社科院等单位从事人口老龄研究的学者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应对老龄社会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并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研究的开展，努力为老龄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应对老龄化战略做出贡献。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彭希哲对国际人口学理论和相关技术方法的熟练掌握，更离不开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也得益于他长期在基层开展田野调查等经历经验。他曾说，“这段经历对我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有着重要作用，也影响着我后来的人生态度和研究导向，让我更加现实，更加接地气。”
彭希哲的研究成果和战略思考对中国人口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影响,也印证了他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他也因这些成果和贡献被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授予第三届“杰出贡献奖”，并获得了我国人口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
随着在人口学领域学习和研究的深入，彭希哲发现，人口问题关系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各种各样的学科，他的研究对象便从纯粹的人口学逐渐过渡到以人口为基础的相关的社会政策公共政策，跨学科交叉研究也成为彭希哲及其团队的一个重要特色。
目前，彭希哲的研究团队正在和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开展一项跨学科合作。彭希哲从事的人口和社会政策研究，是一项基于数据和证据的研究。在老龄政策系统研究中，需要对现有政策的进行文本分析、建模，并采集相关动态数据；而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顾宁正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社会秩序的社会计算理论和方法研究”，他们通过计算科学表达出的问题也需要彭希哲及其团队运用人口学、公共政策等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进行理解。
近年来他始终在努力推动在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中更多地利用数据资源。他所主持的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从十年前开始酝酿到至今已完成3次调查，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他目前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的主任，十年间不断地专家咨询、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立项和经费运作、统筹人力资源、开展学术服务，而没有个人直接的学术成果的产出。彭希哲正是凭着他对学科建设和复旦发展的执着，为此而不懈地努力着。
1993年，彭希哲就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仍在指导一二十个学生。谈起“彭老师”，学生们既觉亲近，又充满敬重和感激。
彭希哲的学生之一、现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周小平感慨到：“如果不是彭老师一直督促我，可能我最后就无法毕业、取得博士学位了。”他在在职读博的期间转换过两次工作岗位，一度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博士论文。彭希哲找他充分讨论论文提纲、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并督促周小平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忆起跟随彭老师学习的几年时光，周小平说：“彭老师对学生很关爱，但他在学术上是毫不让步、甚至不留情面的，一定要求你达到学术的标准。从彭老师那里学到的一些研究方法、思考习惯和工作方式，对我现在的工作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得知自己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后，彭希哲在自己的学生群里发了一句话：“一生教书育人，能有这样的学生和朋友，比得到什么样的奖项都更重要。”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领军人
2017“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王浦劬
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我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2001年2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10月，确定北京大学等24所高等院校为首批MPA 培养试点单位。从此，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逐渐起步，并发展扩大。从专业学位初立到形成发展，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参与了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开创性发作的全流程，为我国MPA的创立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全面、系统、开创性的贡献。
同时，王浦劬主持了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创办和发展，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所政府管理学院—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有机融合政治学科与公共管理学科，使得政治学科的理论性、宏观性和分析路径，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价值定位、战略视野、宏观环境以及研究路径，也使得应用性、技术性和科学性鲜明的公共管理学科为政治学科的发展提供实证基础、分析框架、科学方法和技术路线，形成了善政与善治有机结合的学科路径，也使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的重镇。
在王浦劬看来，我国引进和创办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意义重大，不同于学术型学位，MPA教育的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都需更加强调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应用导向。
但是，20世纪90年代创办MPA 伊始，基础迹近空白，师资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当时教师绝大多数是学术性的教师，专业学位的教师几乎没有”，王浦劬回忆起学科初创时薄弱的师资力量。他与我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的其他开创者们一起，无畏艰难，积极通过三方面措施解决这一问题，“第一，在我们的教师当中，选拔一些有过社会经历的人；第二，请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做兼职教师；第三，请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者来做讲座，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凭借公共管理学人的一股韧劲和合理措施，我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的师资队伍逐渐得以建立。
与教师问题联系在一起，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方法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教师比较习惯学术性学位的教法，不太习惯专业学位的教育，可是，实际的公共部门要求解决实际问题，专业学位教育需要根据职业特点，针对工作面临的问题，结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政情，提高公共管理人员解决工作中问题的能力。”
学科初创时，教学案例主要来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节目，但是，由于二手案例都是经过采集案例者加工过的，并不完全符合公共管理科学性和专业性的要求，也不完全切合专业学位教学的要求，因此，采用二手案例教学并非长久之计。2006年，王浦劬作为评估专家前往复旦大学进行第一次全国MPA 合格评估，发现复旦大学已经开始采用一些一手案例教学，也是从那时起，一手案例逐渐进入高校课堂，“北大、清华、复旦、人大这些学校开始采集到了一些一手案例，这时距离MPA开办已经过去整整六、七年了。”
推进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正因有王浦劬这样的一批学科专业学位教育的开创者和领军人，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使得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历经了起步与探索、扩大与发展阶段而迈入了成熟与完善阶段。截至2016年8月，全国已授予学位人数99597人。通过发展专业规范的MPA教育，我国已建构起基础与特色相结合的MPA课程培养体系，凝聚了优秀的师资，设置发展了一批公共管理教育机构，同时推进了公共管理领域的科研。
近年来，王浦劬集中关注公共管理的机制治理，他以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经验样本，借鉴国际有益做法，创见性地阐发了中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机制的逻辑机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切实分析了其问题和对策，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机制治理理论。
这些研究，使他在2009年和2016年分别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团队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郝秋笛团队合作，主持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机制的两项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由此形成两本著作《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研究-基于中英经验的分析》。
在这其中，《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课题对于促进我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起到了积极的决策参考作用。正因为如此，课题成果获得“国家民政部理论研究部级课题一等奖”。
“面对挑战，我们不能选择倒退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能盲目实行西方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既有的中国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王浦劬说道。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