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面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这个世界有点伪善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前段时间，一则母亲杀害儿子的新闻却令人不胜唏嘘。
相比于其他案件的“因恨杀人”，这则新闻却是“因爱杀人”。
5月9日下午，广州越秀区，83岁的黄某先是将约60粒安眠药喂给儿子黎某，又用棉垫捂住面部，再以丝巾勒住脖子，直至其窒息身亡。
结束后，黄某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黄母在自首时陈述理由：
“儿子因为早产，出生时就被确诊大脑发育不良及软骨症，不会说话，生活也不能自理，一直是自己在照顾他。现在儿子已经46岁了，自己身体也不好，担心会先他离世，怕别人照顾不好他，才有了喂吃安眠药，让他在没有知觉下死去的念头。”
生老病死，人生大难。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黄某做的不过是一个母亲最无奈的抉择。
有的网友套以自己的经历：
我二舅50多岁了，智商就跟三岁的小孩子一样。心脏肥大，今年七月到十月都住了两次院了。我姥爷走得早，姥姥养了他一辈子。姥姥这两年也身体不太好，耳朵也有点背了。而我二舅就是那种，离不开我姥姥，谁照顾都不行。一辈子了，依赖着他妈妈，一会见不到就急得哭。所以住院我姥姥也只能陪着。很辛苦。
也有的网友提出了理性的疑问：
法院最后作出判决，被告人黄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理由是，生命权是人的最高权利，任何人无权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即使是母亲，也无权剥夺儿子的生命。
性质相同的杀人案，让我想起了另一对母子。
1986年6月，陕西人王明成为了使身患肝癌晚期的母亲早日脱离痛苦，便向其主治医生蒲连升申请并执行了“安乐死”，他们二人因此被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这是中国首例“安乐死”事件，也是国内第一次全面关注“安乐死”事件。
两年后的1988年，中国妇女儿童科学泰斗严仁英和胡亚美第一次在人大会议把“安乐死”合法化作为议案提出：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由于是首例，且性质特殊，直到1991年4月，两人才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
虽然最后无罪释放，但“安乐死”合法化依旧在中国艰难前行。
时间走到了2002年，曾对母亲进行安乐死的王明成也患上了胃癌，到了后期，病情恶化，不堪病痛折磨的他一再向医院要求对自己实行“安乐死”，但都被拒绝，在忍受了数月的痛苦后，最终在2003年8月3日凌晨停止呼吸。
和王明成一样坚持安乐死的，还有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可能是在目睹丈夫病榻上的无限痛苦，以及病中共接受了13次大手术，最后一次也只延长了五天生命的折磨后，邓颖超在遗嘱中写到：
“我得重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就可以安静地没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但当1992年邓颖超病危时，一样的，还是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或个人敢于拍板，实现她的遗嘱，依旧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地延长她痛苦的生命。
王明成和邓颖超为什么支持安乐死，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王明成本身就是医生，而邓颖超也见证了丈夫最后一程的折磨，他们能理解病人生命最后生不如死的痛苦。
但在常人看来，特别是被感情牵制的亲朋们，他们坚定的信念是：只有活着就有希望。可这就像同性婚姻合法一样，一个群体是否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活，不应该由其他人来决定。
医生，病患，与“安乐死”直接相关的他们才是该被倾听的对象。
2004年，一部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深海长眠》在西班牙上映。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名叫雷蒙的船上机械师，年轻时的一次跳海运动导致他颈下全身瘫痪，开始卧病在床30年。
从一个精壮健康的男人到卧床不起的瘫痪患者，他已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害怕和无助使他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唯一希望的就是庄严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雷蒙开始向政府申请准许自己安乐死，被拒绝后，他又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还是未能如愿。
1998年1月，雷蒙忍受不了这无止境的宣判，就在朋友的帮助下，喝了掺有氢化钾的水。
之后，西班牙警方以涉嫌协助自杀拘捕了雷蒙22岁的女友，但马上，雷蒙所居住小镇几乎所有的居民都陆续“自首”，承认是自己协助雷蒙自杀。这一事件轰动了全世界，雷蒙的自传《地狱来信》因此出版，被导演阿曼巴看到，才有这部《深海长眠》。
在雷蒙看来，瘫痪后的每一天，都如同“地狱”一般。那既然活着没有意义，倒不如有尊严地死去。
“尊严是什么？至少不是有价值的生命，我宁愿至少死得有尊严。”
而同样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死亡医生》里，主角则成了执行“安乐死”的医生。
杰克·科沃基恩是美国密西根州一名医生，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亲眼见过无数人被病痛所折磨，求生不得也求死不能。
所以，自1990年帮助54岁的珍妮特自杀后，他先后帮助130位患者“摆脱痛苦”。这样的做法使他遭到了大众的一致反对，人们斥责他剥夺病患的生命，更送了他一个“死亡医生”的绰号。
但杰克一直坚信，医生的职责不仅要尽最大努力医治病患，更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他们对死的渴望。
1998年11月，杰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60分钟》里展示自己协助患者自杀的全过程，从而被判二级谋杀罪入狱8年半，2007年获释。
三年后，2010年4月14日，82岁高龄的杰克•科沃基恩在纽约出席了以他为主角的影片《死亡医生》的首映礼。
他总结安乐死说：
“这个世界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态度非常伪善。”
像患者，像医生，我们谈论安乐死，不能只站在常人的角度，我们应该去感受患者的痛苦，就像杰克医生所讲的一样，一定会有病人已经放弃生的希望，在痛苦中极度渴望死去。
而安乐死就是要让病患得到尊重。这个尊重不是关怀和救治，而一种与生而尊严一样并立着的死而尊严。
医疗的意义在于尽力挽救和延长生命没错，坚持就可能会有奇迹发生也没错，但假如生命是一场糟糕乃至坐如针毡般煎熬的电影，又何苦还要等到结束？
目前，全球只有荷兰、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通过了“安乐死”合法法案。而从今年10月23日至明年1月15日韩国也将试行三个月的《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也称《安乐死法》）。
的确，“安乐死”的合法化还是要考虑宗教、文化、伦理等等敏感又无从理性的话题，但也许终有一天，当宪法合理，社会稳定，人们能真正理解当前医学能力的有限，病人无可挽回的痛苦，而从感性到理性，从固执到宽容，让病人可以有尊严的在自己的意愿下无痛苦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