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玉米案”，农民出身的王力军根本想不到自己会与法院有牵连。从涉嫌非法经营被临河区法院判刑，到再审直至无罪，2年来，王力军的人生几经波折。此案终结了农民无证收粮算违法的历史，已被收入今年的最高法报告。
恢复自由身后，王力军便开始了两件事，一是重操旧业收玉米，二是等待国家赔偿的落实。
10月是玉米收割季，刚过去的第一个收割周，王力军共收割15万斤玉米。花9万元新买的脱粒机一天能脱十几万斤玉米，效率高。但由于今年行情不太好，一斤不到7角钱的收购价低于往年许多，这让他略显焦虑。
由于近两年的官司，家里的车辆已经闲置很久，原来的脱粒机也已无法使用，购置新机的费用加上因这场官司背上的数万元外债，十多万元的债务让他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在国家赔偿下发前，王力军指望着玉米还债。“除去油钱，目前的15万斤玉米大概收入五六千元。”王力军说，如果到明年3月份，能收到200万斤玉米，那收入就基本能和往年持平。
因收购9100公斤玉米被举报获刑
王力军是巴彦淖尔市白脑包镇永胜村农民，2016年4月15日，因无证收购玉米，他被判非法经营罪，后经最高法指令再审，2017年2月17日，巴彦淖尔中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无罪。
2016 年4月5日他因非法大批量收购玉米，涉嫌“非法经营罪”第一次走上法庭。举报者称2015年1月，王力军曾从邻村永清村六社的班德生家收购了毛重9100公斤的玉米。庭审十天后，临河区法院一审判决其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判决的理由是王力军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未经粮食主管部门许可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颁发营业执照，非法收购玉米，非法经营数额21万余元，数量较大。
非法经营罪，是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新增加的罪名，是我国经济类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也不是偷了、抢了或是骗了农民，不知道怎么就犯罪了。”王力军至今不能理解一审法院的判决。在他看来，收玉米是他能想到的除种地外养家糊口的一种营生，事实上也帮助了农民。
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指令再审
王立军的疑惑引发媒体关注，2016年7月3日，新华社撰文将临河区法院的王力军案再次对外发布，引发轩然大波。
此后不断有学者、法律人士和网友质疑这一判决结果，认为收购玉米的执照本身不合理，非法经营罪的判决也值得商榷。随着媒体跟进报道，王力军收购玉米获刑一案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愈发凸显。几名贩玉米的粮食经纪人也打电话给王力军询问情况。他们同样没有"营业执照"，但仍在继续收玉米。
面对各方质疑，201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裁定。半个月后，巴彦淖尔中院电话通知王力军去领再审通知书。直至2017年2月13日，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力军非法收购玉米案，庭上辩控对判处无罪达成一致。
从被告人到申诉者
经历了这么一遭，王力军最终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4月10日，在律师陪同下，他先后前往临河区公安分局和临河区法院，递交了《国家刑事赔偿申请书》，申请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的赔偿38万余元。
其中向临河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9680元，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因被错误追究刑责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162000元，以及其被处以罚金的利息及被追缴经营款利息共7680元。
向临河区公安分局申请国家赔偿179211.5元，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21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因被错误追究刑责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98000元。
纵观此案，王力军非法经营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但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十分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经营形式不断出现，目前非法经营罪的司法实践现状，却让很多创业者很可能陷入动辄得咎的司法陷阱。
就此而言，王力军非法经营案确实是一起典型案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最高法为何对该案高度关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