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年来，嘉定的产业，应时而变，顺时而动，与时俱进，其形态曾发生过多次的转型。
宋、元是嘉定经济的基础开发期，作为滨海之地和冲击平原，旧时嘉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海洋和土地两大资源优势，形成了海洋捕捞、海运、制盐、农耕四个支柱产业。嘉定的海洋捕捞业曾经兴盛一时；海运活跃一时，也是海上贸易（俗称“通番”贸易）的始发地，境内的刘家港被称为“六国码头”；制盐业十分发达，当地有不少世代以制盐为业的“灶户”；农田水利的兴修使嘉定地区的农田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嘉定沿海一带的旱田大都已被改造成水田。“民间种稻者十分而九”，形成了稻占九，其他作物占一的产业结构。嘉定蚕农广泛地植桑养蚕，一度曾成为江南重要的产丝基地，嘉定是一座具有进取精神的创新之城，建城伊始，它就寻求发展空间的无限可能。
元初，嘉定人张瑄发现了海洋蕴藏的无穷财富，原本南粮北运所走的京杭大运河，日益枯竭，张瑄建议打通海运，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后，原先内河仅有4、5万石的漕运量，很快通过海运飙升至300余万石，海运的巨大潜能一旦被发掘，嘉定的滨海地位也由之突显。从河运到海运，物资流动的空间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张瑄可以说是现代物流业的先驱。
明、清是嘉定经济的重要发展时期，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都由刘家港出海，对嘉定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倭寇入侵，明廷消极地封锁海疆。至清初，朝廷采取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严密封锁东海吴淞口，片帆不得下海，嘉定大有希望的海外贸易被迫中断，失去了与世界沟通交流的绝佳机遇。明代宣德年间，由于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海岸线向外延伸，东海的海水变淡，嘉定兴盛一时的制盐业也被迫中止。
智慧的嘉定人在改良农作物品种，重新布局产业结构上做文章。随着大规模专业化植棉，棉纺业繁荣，集镇经济兴起。种植结构转变为十亩九棉，“棉花通邑栽之，以资纺织，邑之妇女昼夜纺织，公私诸费皆赖之，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形成了农业经济中棉作压倒稻麦的局面。棉花作为家庭手工业的原料，纺纱织布，成为农家的主要财源。由于棉花种植形成专业化，所产的棉布远销国内各省。棉花及棉纺业的繁荣促进了嘉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于全国府州，而嘉定名列苏州府所属7县的前茅。嘉定完成了农耕社会时期的产业转型，成为长三角一颗璀璨的明珠，“创造了农耕文明中的经济奇迹”（于光远语）。
当时，农民的口粮不能自给，但赋税却必须以粮食交缴。为了确保棉花棉布的专业化、商品化生产，嘉定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折漕为银”的改革倡议，经过艰难曲折，终获成功。
上海开埠后，因嘉定毗邻上海，在内外压力下，传统的农耕经济开始被迫而艰难地进入转型。近代百年，嘉定一方面经受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有太平天国运动、齐卢之战、两次淞沪抗战等；另一方面，凭有识之士的抗争和努力，经济也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尤其是从1927年至1937年，堪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产生诸如嘉丰棉纺厂等一批现代化工厂企业，还涌现印有模、吴蕴初、胡厥文等一批优秀的实业家。除了8年沦陷时期，嘉定的经济都是快速、健康发展的。
1958年，嘉定从江苏划归上海市，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规划“嘉定科学卫星城”和“安亭汽车卫星城”后，一批大中型科研机构和工厂企业入驻嘉定，为嘉定经济移入了强劲的动力。之后，嘉定又开办了一批镇、村工业，逐步形成了市、县、镇、村4级完整的工业体系，夯实了嘉定的经济基础，经济效益领跑沪郊。
进入新世纪，嘉定向城市化快速迈进，城市规模空前扩张，道路四通八达。轨交进入城市，私家车普及到寻常人家，交通工具的进步，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时空的感知。南部建成了嘉定新城，北部崛起了工业园区，西部由安亭汽车卫星城发展成融研发生产和汽车文化于一体的汽车城。在科学卫星城的基础上，打造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创造环境，孵化项目，造就人才，提升能级。嘉定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一批国内外著名企业落地，以汽车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以医疗装备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成为新的地方产业特色，区域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勤劳、智慧的嘉定人正在实现产业的创造性转化，一个现代化新型城市的曙光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