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来冯导变了吗？
一
从放映室出来，在厕所里听见了这样的对话。甲说：冯小刚弄虚做假，为了表现环境残酷，还编造出一场战争。乙说：别瞎BB。刚才我百度了一下，1979年是打过仗，叫对越自卫反击战。
回头看时，发光棒球帽、阿迪卫衣、棉服外套、高帮蓝球鞋、卷边牛仔被、带公仔图案的双肩背包。两个90后男孩正在提裤子。
我苦笑了一下，但又感到庆幸：冯导变了。他在这部分电影里对战争的描述，以残酷和毁灭为主，而不是《集结号》中的浪漫英雄主义。
其实，这才是战争的真相。
再看看那两个90后。他们真的远离战争了吗？在“可口可乐红”下成长起来的这一辈，真得比“毛泽东红”下成长起来的上一辈幸运吗？
我想，网红张召忠将军不会同意。那些粉丝巨多、天天秀肌肉和拳头的军事频道、武器杂志、红色网站也不会同意。甚至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自己都不会同意，这才是最致命的。通过劣质文学和影视的熏淘，他们已将战争当成了耍牛逼的花式游行和武术表演。
他们认为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但富兰克林说过，“从来不存在好的战争，也不存在坏的和平。”
他们认为战胜者得到了一切，但在滑铁卢战胜拿破仑、被称为征服者的征服者的威灵顿公爵曾在一次战役后这样说：“这场战役，我们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其程度仅次于输掉战争。”
他们认为战争可以换来和平，但美国五星上将，二战英雄、现代民主日本的缔造者麦克阿瑟，在对他曾任校长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演讲时，引用柏拉图的名言“只有战死者才会看到战争的结束”，来表达他的悲观。
如此强者如此悲观，我不知道现在我们那么大的乐观和狂燥情绪来自何处。我也很悲观，因为时代在前行，但历史不会。历史只会重复。
二
《芳华》里没有坏人。或者说没有“主动性”或“原生性”的坏人。从《我不是潘金莲》开始，冯导这个变化就已见草蛇灰线。
就算大众情人林丁丁对刘峰“落井下石”，也是因为她面对着二选一的险境，不得巳的自保：要么刘峰成流氓，要么自己成荡妇。在那个年代，这个称号意味着接近于人生毁灭。
还有文工团的政委，在的编剧套路里，好莱坞也一样，这个角色十有八九会成为有意识形态讽喻、具漫画感和符号意义的丑角。比如，利用职权经常对女团员上下其手的中年油腻男。但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正正常常的军队基层干部，正常到使观众失望。他只是在发现何小莉装病消极怠工后，才将她发配到野战医院。
冯导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对于活雷锋的处理。本来，按照以往套路，活雷锋一定是他取笑的对象。但这次在《芳华》中，他告诉我们：真有活雷锋。
男主角刘峰就是这样的人。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活雷锋，那就是：任何人找他帮忙，都会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没有压力，也想不到感谢或回报。有意思的是，活雷锋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我在大学时，遇到到这样的同学。心地善良，脾气巨好。最后搞到来自号称中国最精明城市的一位同学毕业时大发感慨：TMD，没想到，还真有这样的人！
虽然冯导的电影笑点越来越少，但关于活雷锋，《芳华》中仍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笑点。厨师让刘峰去把跑了的猪抓回来。因为大家都去学雷锋打扫猪圈，猪圈门没关，结果猪跑到大街上去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办好事，却帮了倒忙。因为他们本身不是雷锋，而是在学雷锋。
但刘峰不是学来的，他本性如此。不会因为磨难、困境，或是没有报偿，就不做雷锋了。这样的雷锋更靠得住。
三
《芳华》也打破了人物命运的“刚性兑付”。看电影时，观众和导演有个共识：主角们的受苦受难，最终都会得到补偿，或是名利，或是感情。这甚至成为我们做好人，或将做好人视为“政治正确”的心理支撑。
把这一套路用在《芳华》中，会有这样几个结果：丁丁最后被华侨老公欺骗，幡然悔悟；那个万人迷官二代帅哥陈，会在海南做生意失败。他们会向刘峰和何小莉献上忏悔，而“活雷锋”刘峰和弱者小莉，最终会大气地原谅对方，当然前提是自己已经“咸鱼翻生”。
但是，《芳华》却没有这样的结局。从世俗生活标准衡量，刘峰和何小莉困顿到底。虽然他们最终在一起了，但这绝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在能够互相理解的层面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观影后我心有不甘，好像一脚踏了个空，涌上一股无力感。我相信大多数观众亦做此想。
这无疑是个受难式的结局，但刘峰和小莉似乎无所抱怨。在老团友聚会上，他们表现从容，对人温和。他们没有想过报偿的问题吗？还是他们在过程中已经得到快乐？或是将报偿的获取，放到了更加悠远邃阔的时空中？比如来世。
倘是如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升华式的结局。有点宗教味道了是不是？
四
诗无达诂，电影也一样。我说得这么热闹，不代表冯导也这样想。他甚至没时间想这些。他一定是醒着睡着都在算票房，毕竟有与王氏兄弟的对赌协议在头上压着。
讲真，作为艺术家，灵感的来去很难把握，以票房作为标尺，将自己捆绑在资本化的战车上，并非易事。弄不好自乱阵脚，自取其窘。但冯导自我定位即是商业化大片大师，所以，尽管不易，也要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