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叙利亚战争启示录》 马建光 著 原题：“混合战争”引领制胜机制
2007年，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提出，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以此为背景，其专著《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于同年问世，围绕“混合战争”的思考与争论就此开始。霍夫曼在专著中指出：“混合战争是为实现政治目的，在战场上同时协调运用常规武器、游击队、恐怖分子和犯罪活动的复杂组合。”在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黎以冲突等战争经验基础上，霍夫曼吸取近代先进战争理论，提出、形成系统而独到的“混合战”理论，并风靡美国防务界，两年后开始逐渐主导美国军事建设与战备。至此，混合战正式为世人所知，并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实现理论的完善，最终促成其本身的“跃进”。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大概是距今最近的混合战运用。尽管俄罗斯不太承认这个观点。因作战效果卓著，又因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的一篇论文，将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的行动打造成了混合战争的“样板”。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较之其他战例，能进一步地反映混合战争的本质与特点。
据分析，美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及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发动的“颜色革命”深受霍夫曼“混合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2013年与2014年之交的乌克兰危机，展现出了混合战争更为丰富、灵活的内涵和形式。与此相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一连串成功的军事行动，令俄军娴熟的军事技巧大放异彩，堪称混合战争的典范。有趣的是，上述两个“权威”对混合战争的理解却各有侧重。不论是哪一方，都不愿承认自己使用了“混合战争”，并同时对方使用混合战来攻击自己。
混合战争之所以独特，堪称一种“新地区战争”，就在于其是建立在现代战争的特殊背景之上。混合战争一方面继承了有限战争的理性与克制;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平台上，这种战争形式借科技的发展而迅速演变。而霍夫曼的研究与推崇，将混合战争引入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视野中。在这段时期，混合战争在高科技与决策体制的支持下，协调性与针对性大幅强化。而混合战争这种特点，恰好符合大国打“有限战争”的迫切要求，混合战争因此具备相当的“隐蔽性”。这是以往的局部战争远远不能及的。故而只有这个时代，才能浇灌出混合战争这朵奇葩。同时，基于混合战争的形式与特点，要打好未来混合战争，应对混合战威胁，最根本的就是统筹战略资源和运用战略手段，提高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综合能力。
作为对未来“混合战争”的准备，美国人选择将目光投射到恐怖组织、更精确的打击和更全能的军人上。联想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狼狈，可以认为这是一场针对反恐战争的亡羊补牢。此后，无论是席卷中亚、东欧的“颜色革命”，还是俄军干净利落的军事行动，相较于霍夫曼时期的理论来说，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堪称突飞猛进。开展这种军事行动，需要决策层具有极高的综合战略决策、战略资源统筹、战略手段综合运用技艺。一旦控制不当，越过战争红线，给西方以口实，即使俄军计划再精密，军队再强悍，也终将是竹篮打水。所以，整体上看，这种战争的规模、范围都必须严格受限，且这种限制是主动的。
首先，混合战争理论建立在有限战争的基础之上。显然，作为混合战争理论的直接来源，美反恐战争、黎以冲突，或是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或是有大国背景的小国战争，亦即都是局部战争。同样，包括日后混合战争的发展，也都没能摆脱有限战争的形式和影响。而战争由“被动受限”到“利用限制”的转变本身，就是在强化战争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有限性中寻求“超限”。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正是在科技发展迅速的科技时代、信息时代才能实现的。
其次，混合战争或许只能以局部战争的形式出现。曾有人预言，未来的全球战争或将以混合战争的形式出现。但混合战争的“根”是局部战争，“灵魂”是战争双方的政治与军事自觉。这种战场上的“自觉”，就好比“切香肠”：每一步都不足以引发战争，但几步下来却将引发战略性的转折。而一旦这种“契约”被打破，就势必意味着战争发动方在国力与武力上都有绝对的自信。混合战争最显著的标志是战争手段、样式甚至战争主体之间的“混合”。而这种“混合”绝非纯粹的军事领域。恰恰相反，常规军事力量作为混合战争中很少的一部分，地位精微而关键。其实，高度渗透的外交、经济、舆论等国际政治手段，才是战争前期准备与实际操作的重头戏。可这些在以“称霸”为目的的全球战争中，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若想了解混合战争，必先从有限战争的形式演变找出塑造其性质的根源。“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时代的变革改变了战争，也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环境。
囿于现代战争的诸多限制，在借助国外战场弱化“战争事实”的同时，政治本身也被融合在战争当中，成为战争的一部分。只有各种行动协调精确，才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事半功倍、达成甚至超额完成预期使命和任务，这在西方煽动的历次“颜色革命”事件和俄罗斯的两场军事行动中有所体现。时代推动和设计了“混合战争”，而限制战争的政治因素则担当实际的执行者，最终在发展中与战争渐渐融合。★
